王卓然（1893－1975），字回波，民国时期东北著名教育家，张学良将军的重要幕僚。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美国纽约克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曾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理事、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东方快报》社长、《反攻》杂志社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1946年参与创建九三学社，1947年赴日本，1951年回国定居天津，1955年任国务院参事。
东北易帜与九·一八事变
王卓然在奉天读书时，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少年的张学良。“五四”运动时期，王卓然、梅佛光、吴竹村、阎宝航等积极倡导新文化，成为东北地区思想启蒙运动的先躯。1920年，王卓然考入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科，1922年毕业返奉，任奉天省教育厅视学。次年8月，获官费留学，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哲学、教育心理、教育行政。1926年，他放弃考取博士学位的机会，用一年时间再作巡回讲演，足迹遍及美国。翌年8月，他离开美国，渡大西洋到欧洲游历。1928年7月，王卓然取道苏联，经西伯利亚返国。
回到阔别五年的沈阳，触目惊心的景象是日本的侵略愈加深重，东北的情形日趋危险。日本人对张学良的威逼利诱夜以继日，张学良不为所动，一面力抗强权，一面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恰在此时，张学良得知王卓然这位“学识优长、操行高洁、办事亦在魄力”的旧友学成归来，马上约见，说出抵抗日人侵逼的决心，要王卓然帮他做事，聘请王卓然为东北大学教授、东北三省保安司长官公署咨议。不久，张学良又聘请王卓然作自己子女的家庭英文教师。从此，王卓然追随张学良左右，成为张学良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王卓然向张学良倡议发起国际联盟协会，作为反日救亡的阵地，公开发表反日演讲。王卓然还联络14县公民代表，上书省议会，请愿挂旗统一，抵抗侵略，以为张学良的声援。张学良在挂旗统一前，杀掉了总参议杨宇霆和东北交通委员长常荫槐。通电称他们二人狼狈为奸，竭尽东北台胞的血汗，扩充兵工厂，延长内乱、阻碍统一，罪在不赦。王卓然回忆，12月里一个冬天的早晨，王卓然按照排定的功课表到“大帅府”教书，刚一进院，见像戒严的样子，情形紧张。入里边，才知道昨晚发生了一幕惊人的事变……张学良兴奋过度，一夜未眠，听我来了，立刻请我谈话，问对于杀死杨、常二人有何意见。我当时答：“这不是法律问题，因为论法律，这未经合法审讯即加以处决是违法的。这实质是个政治问题，论政治，就要看你以后的作风如何，要把通电上持的杨、常的罪状，一反其道而为之。特别是这个兵工厂虚耗民财民力，在日本驻屯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只能供内战，不能供国防。今既以这个兵工厂为杨、常应死的罪证，那么最好把兵工厂不可改造部分移到辽西，缩小规模，做成一国防性的修械厂。把现有的兵工厂改为制造农具与装修汽车的厂子。张立时接受了我的建议……”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标志南京政府完成国内统一。
1929年6月，张学良派王卓然出席日本京都太平洋问题国际讨论会。会上，王卓然发表演讲，无情地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华贩卖人口、贩卖毒品、窝藏盗匪等罪行，使日本代表十分难堪和恼火。王卓然的爱国热情和凛然气概，引起了其他国家与会代表的关注。会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随王卓然来到东北大学参观，向学生发表了热情的演说。王卓然现场为之翻译，其流畅的英语和潇脱的神态，深深感染了东大的同学。
1931年5月，王卓然与张学良、卢广绩、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等13人，以辽宁代表身份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辽宁代表就赎回中东铁路、撤废领事裁判权和对抗日本人在东北的非法行为等问题，向大会提出议案，受到与会各省代表的附议响应。
“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被迫迁往北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王卓然与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王卓然被选为执行主任委员，专门负责与张学良的联络，并筹划钱款。救国会发行爱国奖券，筹措资金，设法支援马占山、邓铁梅、杨靖宇等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救国会还创办了《覆巢》报（后改为《东方快报》），王卓然任社长。该报日销量达一万多份，专载东北敌伪活动情况和义勇军抗战的消息。王卓然说，“此时，张学良将军对我依如左右手，我往往工作至夜间12时以后。有时我睡了，他呼我起来研究事情或吩咐工作……”
当时，天下大骂张学良“不抵抗”，而日寇反诬中国有“违约侵权”54案。当时因有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条约三重保障，以为我直彼曲，公理可以战胜残暴，南京政府欲诉诸日内瓦说理，于是致电张学良，问这54案的内容。为了从外交上与日本斗争，王卓然建议张学良成立了东北外交委员会，专门负责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材料，以供外交斗争的需要。在王卓然的主持下，很快整理出批驳54案的材料。南京政府据此向日内瓦国际联盟对日本提出控诉。不久“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东北外交委员会向该团提供了大量资料。王卓然还领导该会编辑出版了《外交大辞典》、定期刊物《外交月报》和《东北问题丛书》英文小册子等40余种书刊。
在张学良戒除毒瘾期间
1933年3月8日的晚间，张学良紧急通知王卓然、端纳与他专车出发去保定，说蒋介石、宋子文将由石家庄到保定与他会面，商讨抗日大计。这时热河失守，全国舆论攻击南京。蒋介石北上的目的，表面上似乎在调度军事。张学良也以为老蒋此来是对他面授机宜，增援补械。到了保定，已是次晨6时，蒋竟未到。张学良打电话给宋子文，方知宋将先来传话，蒋后至。大约11点，宋子文的专车先抵保定，传达蒋的意旨要张辞职下野，将军事全部交何应钦。大意说：“现在俩人在一个小船上，风浪太大，需要一个人下船休息，以便渡过难关”。约两小时后，蒋介石到保定。张学良迎接如仪，登车致敬。蒋于数分钟后到张学良专车回拜，安慰数语，嘱他即回北平交代，两日内飞往上海，休息治病，以便早往欧洲游历。两人会见两次，先后不过30分钟，蒋即开车回石家庄。宋子文留下与张研究善后。晚饭之后，张学良专车才驶离保定返回北平。张学良此时百感交集，失声痛哭，王卓然与端纳劝慰一番。张学良决定，让王卓然以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代表他全权负责。王卓然在3月中旬接管东北大学后，即赴上海，帮助张学良料理出洋事宜。
蒋介石嘱张学良所谓的“休息治病”，实指张的毒瘾日深，已经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外界不知情者，以为张学良是被鸦片毒瘾所困，实际并非尽然。据王卓然介绍，张学良初时是“为阿芙蓉所染……及至继父秉政，感觉健康为万事之本，乃决心戒除嗜好，杨宇霆为介绍日本注射药名巴比耐鲁者，谓最为有效。张急不择医，竟采用之。但愈用而注射之瘾愈深，不但误事，而且痛苦。张勉戒此药不下十数次。每次之后，皆以军政繁剧之故，需要精神，又不得不反复。”
张学良下野准备出国前，住在上海巨赖达路北杜月笙原开轮盘赌的大厦。这时在他左右的，除了他的老婆孩子与女友赵媞外，只有王卓然和端纳二人。王卓然在《自传》中，详细记述了张学良出国前以超人的意志力戒毒的详细过程：“我到后，端纳邀来宋子文，商议给张戒针出洋问题。宋子文介绍上海疗养院院长米勒博士来诊视。这位米勒博士是美国安息会的教友，原在沈阳向张捐款捐地要建疗养院，故与张本认识。他向侍从打针的医生雍大夫、左大夫、陈大夫详问之后，说针瘾太深，戒是绝对可能，但自然也有相当危险，要我们研究后答复。我于是召他的子女同端纳、宋子文商议，结果是对政治方面由宋子文负责，对医生手术方面由端纳负责，他家庭方面由我负责。决定之后，由我和端纳去向张报告请米勒戒针的决议。张此时正在自动试戒，即减针戒法，由400针减到200针，再由200针减到100针，依次递减。过去这样试验多次皆失败了。他正晕晕沉沉，我与端纳报告他之后，他半晌无言，久而后说‘你们这办法我不同意，还是让我自己戒吧！我怕痛苦，我更怕你们眼见我的痛苦’。端纳与我站了许久，叹息而退，端纳说：‘王先生，你特意由北平来，还是你想办法吧！’我想了想，只有一条‘苦肉计’了。我于是召集了他两子一女，同雍医生、谭副宫，告诉他们这个苦肉计是下跪，跪着要他应允请米勒博土来戒针，不答应时，永跪着不许起来。我领着他们一齐进入他的卧房，我说：‘副司令！你不是有家仇国难在身，决心要复土还乡吗？那么你必痛下决心戒除你的嗜好，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都在希望你，全国爱护你的人民都在希望你，你的几十万部属也都在希望你，我们现在代表他们向你请命，我们给你跪下了，不答应戒针，我们是不起来的！’我这样沉痛地说了，他的儿女与忠诚的仆人、谭副官都哭了。张本是个富于感情和热血的人，我们在他的床头跪约5分钟，他睁开眼叹了口气说：‘你们起来吧！我答应你们了，从明天起开始’。我领着大家欢天喜地的起来，叮咛地说：‘副司令！说了话得算，不许反悔。’他说：‘当然！你们放心好了，我张学良不是没骨头的人’。端纳正在楼下候消息，听到这个结果，马上打电话给米勒，通知他这个决定。米勒本订好了去香港的船票，临时退了。我因事外出两个小时回来，见楼上楼下正在准备，知道张因为米勒博士临时退了去香港的船票，情义可感，决定即时开戒，不挨到明天开始，而是3人同时戒起，即他的太太于凤至与女友赵媞，皆染上瘾毒，一齐请米勒医疗。整个楼上，除了3间卧室改成病室外，还设有医药室，看护室。米勒由他的医院调来两个女看护，一个男看护。戒法是立时根绝药针，凡屋内有孔有缝有可以隐匿药毒的地方都搜索到了，知道病人心理是好留‘后手’的。戒法是立时根绝药针与任何麻醉剂，以病人本身的血清来克服病人身上的污毒，用人工起泡法抽出血清，再注射到血管内。这样开始后不到10个小时，张疯狂了，于凤至与赵媞也疯狂了。3个人的疯情以毒的深浅不同而表现各异，张十分的昏迷而信口呓语，破口大骂。我与端纳轮流值班，我管夜里，他管白日。米勒博士在最初一星期也是日夜守候，每小时皆看脉听音，除了注射血清外，还注射食盐水与葡萄糖，以加强他的心脏跳动。张就这样疯魔了一个星期才慢慢清醒过来，米勒说危险期已过，只剩休养复原了。过了三四个星期，张卒恢复了健康。在3月的下旬，我送他同端纳登船去欧洲，我回到北平来整办东北大学……张学良将军的戒毒成功，无异于获得了一次新生和再造。”
西安事变前后
1936年的3月下旬，张学良电约王卓然到西安，然后用飞机接去洛川。那时张学良正在洛川“督师剿共”，极度苦闷。他告诉王卓然，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很短的时间就损失了两个半师。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东北军一听到这个口号，不是弃械逃走，就是缴械投降。他问王卓然怎样可以打开这个难局。洛川是个很荒僻的小城，张学良的司令部内别无他客，公事也少。张学良与王卓然白日也谈，晚上也谈，吃饭也谈，谈了三天，只为寻求办法扭转蒋介石的亡国政策，如何对共产党采取政治的解决，以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王卓然这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贡献给少帅。
“我得承认张是很重视我的意见，才由西安用飞机接我来洛川，我可惜没有多大政治眼光，我所能供献意见，就是赞成他的主张，但是力劝他要万分小心，万分谨慎，因为老蒋是个阴险家伙，惯用手段，偶有差错，会被他暗算的……到了5月又电约我去西安，我一到他就要我交卸东北大学，说他身边缺一个可靠的人，要我接替米春霖作办公厅主任。那时西安的空气，分成左右两派，情形复杂，我是个怕事的，不善于斗争的，立时感觉自己不胜重任，又觉得自己的思想落伍，便向张请假，请他资助我去欧洲研究民族复兴问题。计划到俄国居半年，到德意居半年，把政治的两极端作个比较研究，而后对他作个报告，他同意了……”
王卓然回北平交卸东北大学，准备出国考察，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3日一早，王卓然闻讯，便将出国事作罢，命《东方快报》立即改版，用头条大字标题称西安为：抗日救国，举行兵谏，以息内战。这是当时唯一用“兵谏”报道西安事变的报纸。在王卓然收到西安通电后，《东方快报》立即公开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翻印张、杨八项主张，广为散发。在救国会的安排下，王卓然还与于毅夫赶往保定，劝说东北军53军万福麟出兵郑州，保住西安外围大门，以策应张、杨。未果。12月25日下午，王卓然得知蒋已接受全部条件，张学良亲送蒋返宁被囚，义愤填膺，连夜写成《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陈述张学良“九·一八”前后拥护统一，抗日救国，以及主张改“安内攘外”为“攘外安内”的赤诚与苦心，为张学良的兵谏作有力辩护。书成请熊希龄作序，初印3000册，在北京发行。王卓然自带200册直赴南京散发。王卓然于12月30日中午到达南京，这天上午对张学良的军法会审已经开庭。张学良被审后，由宋子文的北极阁寓所迁到中山门外孔祥熙的住宅，不许见客。为了营救张学良，王卓然接连拜访戴笠、刘健群诸人以及军法会裁判长李烈钧，为张开脱求情。
张学良那时的心理是自信必死，他让赵四小姐捎出他的遗嘱交给王卓然。王卓然将其遗嘱马上寄北平，再用电报发往西安。不料东北军见了异常激动，和战之议纷纷，竟闹出2月2日事件，杀死军长王以哲……
张学良被押送奉化雪窦寺幽禁，何柱国电约王卓然一同到奉化见张，商讨东北军善后之计。十五年后，王卓然回忆起那次雪窦寺与张学良的晤谈，情景真切，感慨万端。“……进了雪窦寺，天色已黑，警戒森严，因为事先说有南京电话关照，也使得入见。看守张的是蒋派的亲信、戴笠的特务名刘乙光，他准许何柱国先见张，谈约一个钟头。张召我，对我备述了他的苦心，前前后后有许多心事，以一吐为快。正在谈话当中，刘乙光推门进来，他说钱大钧原来电话只提到何军长一人来见，现在多添了王某人见张，他负不起责任。我说已同钱参谋长讲好了，你打电话再问好了。于是他出去又打电话。我与张又续谈片刻，刘又进来干涉，说电话打不通，张说你再打好了。这样我们又谈约20多分钟，刘又进来干涉，就这样结束了我与张的谈话，也就是最后一面……”
王卓然与何柱国自奉化回来，飞往西安，历访东北军35名将领，传达张学良的意旨。王卓然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小册子，也由西安《大公报》分馆代为印刷发行8000册。在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务中，王卓然幸会周恩来。周恩来对张学良将军自我牺牲和念念不忘抗日救国的精神极为赞佩，但对其冒然去南京，认为是一个大错，不禁相对叹惜。
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了张学良重新获得自由，王卓然想方设法，倾尽心力。王卓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期间，仍一再呼吁恢复张氏自由。当年中央社记者赵浩生和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曾敏之都对王卓然这种感人的行动写过报道。文革后期，王卓然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还两次给老友何柱国写信，探求如何致函周恩来总理，借基辛格博士访华之机，请基辛格帮助疏通台湾，安排张学良去美国就医探亲……王卓然对张学良可谓忠心赤胆，情深谊厚。孰料，雪窦寺一晤，竟是他与张学良将军的人生诀别。病榻之上，王卓然对幽居台湾的张学良仍牵牵念念，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