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可容纳近4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了两个“自在如风”的80后少年。民谣乐队“好妹妹”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以全场99元的低票价登上工人体育场舞台，并且暂时打破了多年以来大型演唱会门票高价的膨胀走势。但轰动过后，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对他们提出质疑，怀疑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众筹，而是营销炒作事件。
“真正的众筹是，如果没有众筹成功就不办演唱会，但在工人体育场肯定不能这么干，肯定是要先把场租订金交了。”腾讯娱乐音乐栏目《乱弹》写道。
好妹妹乐队的秦昊和张小厚两人都并非出自音乐科班。秦昊学的是卡通漫画造型，而张小厚则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2012年两人组成了好妹妹乐队，虽然没有签约唱片公司，但是三年内出了4张专辑，演唱会从酒吧、livehouse开到了剧院，加上他们对互联网时代特性的充分把握，逐渐走红。
但跳过北展、工体馆、首体馆、万事达中心的传统路线，直接进入工体场开唱，他们靠的是一场轰动行业的众筹。6月3日，“好妹妹工体万人演唱会”在京东上发起众筹，全场票价99元，座位随机。从支持1元获得电子海报到支持10万元拿到1000张门票并获邀参与工作室沙龙，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支持形式，获得相应回报。8月2日众筹截止之时，他们获得了7766人的支持，超额达成原定的198万元的众筹目标，最终筹得近240万元。
近年来，从独立音乐人到音乐界大咖，从发唱片到举办演唱会，众筹与音乐的结合屡见不鲜。今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曾因一首《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为人所知的原创民谣歌手邵夷贝通过众筹发行了新专辑《新青年》。而知名制作人梁翘柏也曾在淘宝星愿网上，为自己的专辑《失忆年代：被遗忘的一把手术刀》筹集到11万制作资金。这一模式帮助独立音乐人跳过传统唱片公司，得以利用互联网自我营销。而众筹的概念，则体现了一种圆梦的情怀，给了歌迷们不同于演唱会的参与感。
但规模如此庞大的独立音乐人众筹，还未曾得见。
这场众筹的背后，是好妹妹乐队经纪人奚韬的经营。37岁的他出身时尚行业，为时尚品牌做策略性规划。这三人原为好友，因为好妹妹乐队，奚韬才走进了音乐圈。自2012年好妹妹发了第一张专辑《春生》开始，就有很多经纪公司提出签约要求，电视选秀也曾发来邀请，但是他们全部拒绝了。奚韬说，他们认为传统的唱片发行模式已经不太符合这个时代的音乐产业，互联网产业已经涉及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听众不会再像原来一样仅是被动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也不符合好妹妹二人不受拘束的个性。
没有传统经纪公司的包装，好妹妹的路走得愈发与众不同。2013年7月份，好妹妹在杭州大剧院举办了乐队的第一次剧院级演唱会。与其他独立音乐人Livehouse通常80-100元的票价不同，奚韬首次在少量80元学生票之外，将票价提升至180-480元。“好妹妹乐队因此承受了不少粉丝的质疑，因为大家不了解在剧院演出我们的成本是多少，”奚韬解释说。
第一个抬高票价的独立音乐人，这次又不按常理出牌的把票价降到99元。奚韬表示，对于他们而言，这其中忐忑的心情其实是与2013年的票价抬高是一样的。
演唱会团队（左一：主题海报摄影师时绍原；左二是好妹妹乐队成员张小厚；中间是演唱会造型师陈星如；右二是经纪人奚韬；右一是好妹妹乐队成员秦昊）照片由奚韬提供
纽约时报中文网近日在北京悠唐广场对奚韬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采访中，他谈到此次众筹的设想策划，演唱会台前幕后留下的遗憾，以及对各种质疑的回应。采访内容经过编辑删节整理，经过受访者审阅。
问：通过众筹的方式在工体开演唱会，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答：从演唱会来讲，众筹是其中的一部分。京东找到我，希望在音乐领域结合众筹做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众筹网站来找过我们，但我们没有做过。我们理解的众筹是：我完成不了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完成。作为音乐人来讲，无非是制作专辑和演唱会。这些事情以我们个体的力量是可以完成的，我们不想把众筹仅仅当作推广宣传的窗口，所以一直没有做这方面的结合。同时，我在想，到底有什么是我们现在完不成的。最后想到工人体育场。在那里举行个人演唱会的内地音乐人只有三位，零点乐队、汪峰和凤凰传奇。他们在行业里的年数，背后的唱片公司和媒体的力量都足以支撑他们完成这样的设想。但我们是独立音乐人，没有签任何的公司，在工人体育场开演唱会应该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恰恰因为其不可能，才真正具备了众筹的一个最真实的含义。
问：众筹时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
答：老实讲，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才可以把人坐满。以好妹妹近几年的发展，包括受众群体，坐满37000人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有了工体开唱这个想法之后，基本上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我相信到演唱会10点结束的一刹那，没有任何人完全认同说我们可以做成这样一件事。当天晚上7点半开场，我5点还接到行业内朋友的电话，问你觉得今天晚上的上座率怎么样，会不会有五成。那时候我们的票半个月前就卖完了。最后，整个的上座率近乎全满，而且中途退场率可以说非常少。
问：为什么会设定众筹全场票价99元，且座位随机？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因为这样的随机座位也会带来风险——铁粉可能反而拿不到最好的座位。
答：我当时的想法是，做一场全是学生票价的演唱会。因为“好妹妹”的歌迷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又有很大的比例其实是大学生。大学生去听现场演唱会，最大的阻碍其实就是票价。体育场级别的票价从280元到2000元，这个价位对于学生来讲其实不是特别实际。演唱会的高票价阻碍了一部分年轻人真正进入到现场去感受现场的魅力。
我们一开始建立的游戏规则就是随机的，随机的概念就是在出票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动作。这只是市场运作的其中一种模式。当时有很多人投诉甚至辱骂，我们都能理解。归根到底，中国演出市场的观众还没有习惯去接受这种方式。这个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这场演唱会来说，全场均一价没有对与错，只是一个实验性的方式。我们作为一个尝试者，也给了中国其他的同行一个范例。
问：在整个策划、实施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政策上特别棘手的问题吗？
答：我们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做了下来，一切的方式都符合政策规则。遇到的问题与其他演唱会相似，主要是内容和器材上，比如说舞台不能够搭到观众中间。这些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众筹模式和其他演唱会不同而有什么区别。另外，因为我们的筹备和阅兵时间重合，演出票快递受到一些影响。
问：过程中有没有觉得遗憾的地方？
2015年好妹妹乐队自在如风工人体育场演唱会现场摄影师：好妹妹乐队合作摄影师薇白
答：没有后悔的事情，但是有遗憾。第一是座位随机的规则。我们以为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我们忽略了对这个的宣传，也造成了后面的很多投诉。第二是出现了很多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们的演出赶上阅兵期间，影响非常大。阅兵刚结束的阶段是不允许有大型演出的。我们比较幸运，封锁期是到9月11日，而我们恰恰是9月12日。当时碰到封锁期时，我们所有东西都已经定完了。如果我们调整日期，就意味着我们再也做不成这场演唱会了。也因为阅兵，北京很多事情受到影响，例如快递。观众拿不到票是投诉最多的部分。众筹不同于传统演唱会，不是说买了票挑好位置，我们就能够把票快递给你。加上售票平台比较多，收到票的时间不同，质疑就很多。我们全权接受。我们无法给歌迷、参与演唱会的观众一个很好的购票体验。我们看在眼里，但是无能为力。
问：你是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的音乐产业的？互联网时代给独立音乐人带来了什么？
答：音乐人要冷静思考你在行业里是什么角色？你的特色在哪里？在现有的自媒体、互联网发达的情况下，对于有特质的艺人其实是好事。传统唱片公司已经无法垄断了。以前所有的宣传通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做。你只要足够有特色，很快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所以你要清晰自己的定位。
问：这次的众筹演唱会可以说是创造性的，但是也有一些质疑随之而来。有些人觉得这是一场营销事件，不知道你怎么看？
答：说众筹也好，说营销也好，都不是错的。我所有的步骤都是真实按照游戏规则来走的。工人体育场需要提前交定金，由好妹妹乐队承担，我们是有失败的风险的，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把风险规避到最小的可能性。
传统工人体育场的推广宣传费用都要上百万，但是我们没有在户外、公交站台投放一分钱的广告。我们第一步就是走进了20多所高校，其实就是针对我们的有效客群做的一次推广宣传。好妹妹乐队真实的站在他们面前，讲述音乐路程，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做到的，而非传统的心灵鸡汤。我们是以这个模式来宣传的。
在众筹开始之前，我们也联合了网络售票网站做了预售。6月4日之前，我们已经有上万张的预售票了。众筹的目标是198万（元），2万张票，最后卖了2万多张票，剩下的就在永乐之类的票务卖完的。
包括有些人质疑说，京东会不会给了好妹妹钱。京东给我们的全部是资源，比如广告位，没有任何一分现金。在整个众筹结束之后，他们按照分成的规则也得到了应得的费用。我认同它是营销，但是这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没有任何手脚的营销。
问：为什么在演唱会后，你们没有出来回应过这些质疑？
答：演唱会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去休息了，后期所有的讨论其实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也没有什么想解释。大家怎么看是大家的自由，我们也不需要去辩解。比如，演出前夜一场暴雨毁掉了几天的舞美，乐器设备全部进水，没有办法完整彩排。这导致演唱会现场也确实出现了20多分钟的屏幕花屏，遭到了一些人的吐槽。
整个演唱会在行业里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恰恰是我们想看到的。当然大家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很多文章可能也没有找我了解过具体过程，只是看到表象。大家怎么看是大家的自由，我们也不需要去辩解。开完这场演唱会，好妹妹乐队还是好妹妹乐队。
问：“可以不赚钱，但是不能赔钱”是你对这次演唱会的定位。你们最后收回成本了吗？赚了多少？
答：具体的帐还没有顺完，但是我们是完全盈利的。因为我们是投资商也是艺人。我们没有用传统的做法，（比方说）演出公司来投资，给艺人秀费，还有一种是分票房。但是我们这两种都没有用。之前有一些地方提出投资共同承担风险，但是我都拒绝了。因为这是一个未知的项目，会发生很多传统演唱会中遇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件是可以拖的，都要你现场做决定。但是，这完全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艺人投资自己的秀有很大的危险性。作为投资者盈利不是那么理想。因为你投资这样的项目，它的回收应该比较大。但是作为艺人来讲，我们的演出费又比正常的演出费要高很多。
问：你觉得对于其他独立音乐人来说，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答：绝对可以，但是这个复制不是一成不变的照这个模式。比如，99元是不是一个合理票价？并不是，我们只是在面对高票价的重重壁垒，没有突破口的时候，用低票价作为作为打破冰山一角的武器。它的形式感可以引起大家对它的思考，衍生出来对合理票价的讨论。如果你等大家收入变高，或者等演唱会中间环节的成本变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1000元也是合理票价，但是我形成不了如此大的谈论。这个尝试给音乐圈带来的震动就没有那么大。
在整个过程中，很多人在帮助我们，觉得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可以给行业带来震撼，找到变化的突破口。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影响了一些票价的松动。这个时代，很多人其实是很迷茫的，需要突破需要创新。而我们三个是觉得没有什么可输的，一点点改变一点点尝试。
至于怎样把这个事情延续下去？这次不赚钱是因为是第一次做，很多问题考虑不到，但是下次做的时候规避问题可能就可以盈利。一旦盈利，就证明这个模式是可行的，带来的空间就非常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