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许伟平
也许是近年来对两晋历史涉猎较多的缘故，每当我乘高铁路经滁州站，看到琅琊山的巨幅广告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琅琊国，想起晋朝那十二位琅琊王。此琅琊山同琅琊国、琅琊王到底有没有关系？由此产生了探访琅琊山的念头，只是机缘不巧，一直未能成行。暮春四月，在精心筹划之下，总算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一
琅琊山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是大别山向东延伸的一支余脉，主峰小丰山海拔321米，周围群山连绵，峰峦叠翠。琅琊山唐以前为何名，已无从考证，但自中唐始已有这响亮的名字。据《琅琊山志》记载，琅琊山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平吴国，命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军出“涂中”（今滁州、全椒一带）而得名。二是因当年晋怀帝司马炽命安东将军琅琊王司马睿镇守建邺（今南京），司马睿路过此地，曾驻军滁州摩陀岭而得名。查找史料，发现最早提出以琅琊命名山水的是唐代滁州刺史李幼卿。其友独孤及在《琅琊溪述》中记述：“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故长夫（李幼卿的号）名溪曰琅琊。”后来，又把“琅琊”扩展为全山之名。此后人们大多持这一说法，如唐代诗人顾况（727-815），在《琅琊山》的诗中写到“东晋王家在此溪”、“碑沉字没昔人远”。唐代崔祐甫（721-780）写的宝应寺碑有：“东晋元帝初为琅琊嗣王逃难浮江未济徊翔之地也。”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任滁州知府时写的《琅琊山》诗自注中，也讲到“东晋元帝以琅琊王渡江尝驻此山，故溪山皆有琅琊之号，不知晋以前何名也”。宋代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记滁州清流县条中有：“琅琊山在县西南十二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琊王避地此山，因名之。”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1310-1381）在《琅琊山游记》中写道：“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晋元帝潜龙之地，帝尝封琅琊王，山因以名。”上述记述明白无误地指出琅琊山因司马睿而得名。
司马睿（276-322），自幼聪颖过人，深受家族长辈的喜爱。十五岁世袭琅琊王，从此步入政坛。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政局动荡不安，司马睿作为皇室疏属，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以求自保，但他图谋大业之志一直未变。西晋永兴元年（304），司马睿随司马越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兵败后逃回洛阳，在王导劝说下，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移镇建邺后，在王导王敦的辅助下，礼下当地士族，镇压平复叛乱，约束南迁士族，实行休养生息，很快在江南站稳脚跟。建兴四年（316）西晋亡。次年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改年号为建武。318年4月司马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兴，定都建康，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琅琊山风景区面积有115平方公里，除琅琊寺所在的琅琊山外，还包据大丰山、小丰山、凤凰山、鸡爪山、赵家山、尖山、龙头山、龙尾山、花山等山。目前供旅游开放的主景区约8平方公里，分醉翁亭片区、普贤片区、清流关片区等三大片区。其中醉翁亭片区，面积4.98平方公里，是琅琊山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景观资源的富集地，也是琅琊山景区的主要景区。我们游琅琊山是从游琅琊寺和琅琊阁开始的，从景区北门进入，沿古道，经野芳园、醉翁亭、同乐园，不久就来到了琅琊寺。
琅琊寺始建于唐大历六年（771），为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所建，以后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扩建，现建筑绝大部分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后住持僧达重建。琅琊寺始建时由唐代宗李豫赐名“宝应寺”，太平兴国三年（987）宋太宗赵炅赐额“开化禅寺”，因寺院座落在琅琊山中，后人通称其为琅琊寺。我由于出发前做了功课，又曾读过现代作家方令孺的《琅琊山游记》，故对琅琊寺的景点有些大致的了解。在重点游览了大雄宝殿、无梁殿、明月观、濯缨泉、祇园、悟经堂等景点后，从琅琊寺边门直上南天门。这里山势虽然陡峭，但由于新修的游步道宽敞合步，再加上树荫下随处可见的石条凳，我们走走歇歇，很快便来到了南天门牌坊。南天门海拔310米，是琅琊山东南最高点。过南天门牌坊左转沿山坡走50多米，便是南天门山门，走进山门只见一座阁楼拔地而起，这就是琅琊山景区的标志性建筑琅琊阁。琅琊阁依山而建，高24米，共七层（地下二层，地上五层），登上顶楼远眺，只见西北群山逶迤，匍匐脚下；东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南面长江如带，浩渺东去。望着眼前群山起伏，翠绿如碧的景色，我情不自禁地吟起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二
说起琅琊山我们不能不提唐朝滁州刺史李幼卿，是他首先发现琅琊山的美，开发琅琊山的山水，为琅琊溪琅琊山冠名。
李幼卿（728-777），字长夫，唐太子右庶子，唐大历六年（771）任滁州刺史，大历十一年（776）兼扬州司马、侍御史，大历十二年（777）卒于官舍。据《（万历）滁阳志》记载：“（李幼卿）与僧法琛建寺琅琊山中，导蒙泉号琅琊溪，赋八咏于岸石上。又于寺前得泉曰庶子泉，李阳冰为铭。”李幼卿参与建成宝应寺（即琅琊寺），凿石行泉，酾流为溪的事迹，《佛祖统记》等史书都有记载，但要说对李幼卿在滁州任上的功绩及山水开发详尽描述，要数他的好友独孤及写的《琅琊溪述》为最。
独孤及（726-777），字至之，洛阳人，唐代散文家。历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濠州、舒州、常州刺史，著作有《毗陵集》二十卷。独孤及与李幼卿是至交好友，大历九年春（774）独孤及由舒州赴任常州刺史时，曾路经滁州，与李幼卿见面，《琅琊溪述》应是这次会面后所作。除此之外，独孤及和李幼卿，还有多首诗互赠。李幼卿去世后，独孤及专门为他写了《祭滁州李庶子文》，可见他们俩人感情至深。下面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琅琊溪述》：
陇西李幼卿，字长夫，以右庶子领滁州，而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召乃至，无讼以听，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禅堂、琴台环之，探异好古故也。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故长夫名溪曰琅琊，自赋八题于岸石，及亦状而述之。是岁大历六年，岁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
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造物遗功，若俟后贤。天钟灵奇，公润色之，疏为回溪，削成崇台。山不过十仞，意拟衡霍；溪不袤数丈，趣侔江海。知足则适，境不在大。怪石皑皑，涌湍潺潺，洞壑无底，云兴其间。仲春气至，万木华发，亘陵被坂，吐火喷雪。公登山乐，乐者毕同，无小无大，乘兴从公。公时举觞，酒酣气振，溪水为主，而身为宾，舍瑟咏歌，同风舜雩。时时醉归，与夕鸟俱，明月满山，朱幡徐驱。石门松风，声类笙竽。呜呼！人实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游汉之涘，岘山寂寞，千祀谁继？彼美新溪，维公嗣之，念兹疲人，繄公其记，后之聆清风而叹息者，挹我于泉乎而已。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知道李幼卿在滁州期间理政有方，使得饥饿者有食，流亡者返乡，诉讼也几乎消声匿迹。因此，他有许多闲暇时间悠游山川，在享受大自然美的同时，开凿疏通山泉，集流汇成溪水。搭建亭台小屋，与民结伴同乐。溪边举杯畅饮，常常物我两忘，并将这些欢乐场景题刻在溪边的岩石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晋元帝司马睿游息此山的遗迹，为此，把溪取名琅琊溪，后来扩展为全山之名。李幼卿是名符其实的琅琊山水文化最早开拓者。
李幼卿的功绩，加上独孤及的文章，使琅琊山名气大增。再加上李幼卿以后的几位继任者的治理与宣传，使琅琊山逐步走向了全国。
建中四年（783），韦应物出任滁州刺史，他写下了《滁州西涧》《寄全椒山中道士》等传世之作。
至道元年（995），王禹偁遭谤贬守滁州，任职期间宽政爱民，写下了《琅琊山》《琅琊八绝诗》《唱山歌》等大量歌咏滁州山水胜景和风俗的诗作。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任滁州知州，挥毫写下了散文名篇《丰乐亭记》《醉翁亭记》，为滁州秀美山水增色。
南宋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在训练军事抗御金兵，建立“繁雄馆”“奠忱楼”的同时，写下了著名的《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忱楼作》等壮怀词作。
……
当我回想起上述同琅琊山关系密切的名人时，总觉得滁州对琅琊山水文化开拓者李幼卿不够重视，整个景区对他的宣传若有似无，这对于一个开山之祖的人物似乎颇为不公，为此，深感遗憾。
苏轼书法作品《丰乐亭记》之一。视觉中国。
三
庆历五年（1045）十月二十二日，欧阳修被贬到达滁州。这是欧阳修第二次被贬，第一次被贬是在景祐三年（1036），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被贬至湖北夷陵任县令。这次被贬表面上看起来是因庆历新政失败，实际上是当朝宰相贾昌朝等守旧派人物，借欧阳修甥女张氏与陈谏通奸之事，移花接木，授意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以泄私愤。床笫之事，最易诬陷。想当年大司马桓温为了自立皇帝，决定废黜废帝司马奕。“帝素谨无过，而床笫易诬”。于是，便诬陷司马奕因阳痿不能生育，三个儿子是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与田氏和孟氏所生，于371年逼褚太后废司马奕为东海王，之后贬为海西公，迁居吴县。欧阳修是知道这段历史的，如今这恶毒之计竟用到了自己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证词，就诱逼张氏编织污秽暧昧，骇人听闻的供词；没有证据，就拿欧阳修早年所作的《望江南·江南柳》词曲解……仁宗皇帝听闻此事，也认为朝廷命官，怎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乱伦丑事，必须严加惩治。最后，在查无实证的基础上，朝廷还是给欧阳修处分：落龙图阁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谪居滁州，远离朋友，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平。他在《滁州上表》中自辩，自己这次遭受的陷害，根本原因在于他担任谏官时，抨击了权贵。虽然最后查明自己是清白的，但仍以财物不明而被贬，他也知道“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因此，现在远离政治风波之地，以免再遭到迫害，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被贬滁州后，欧阳修很自然地想起九年前被贬夷陵的情景。当初贬到夷陵，因其“地僻而貧，民俗俭陋”，欧阳修很不习惯。但日子一久，他渐渐地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他向老友梅尧臣谈及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如今贬到滁州，地僻事简，山水秀美，古迹夹道，何不也乘公暇之余徜徉山水，忘却宠辱。欧阳修这么一想，心情大好。琅琊山上有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篆书的《庶子泉铭》，欧阳修常常徘徊其下，品赏真迹，视为谪居生活的一大快事；琅琊山中有一座祠庙，供奉着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的画像。王禹偁为人正直，直言敢谏，曾三次担任知制诰，三次被黜外放。五十年前，王因言事亦被贬滁州，在这里欧阳修找到了知音和楷模；琅琊山山谷环抱，泉水叮咚，特别是“醴泉”“丰乐泉”清澈透明，水味甘甜，以此煮茶，香逸四飘，回味无穷……欧阳修在山水之间找到了知音，得到了灵感，享受到“与民同乐”的乐趣。正如他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能迁谪岂能来？”欧阳修在滁州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年多时间，但他为人们留下了近百篇诗文，特别是他的《醉翁亭记》，脍炙人口，流传千古。
“山以文丽，文以山传”。自欧阳修被贬滁州后，“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琅琊山声誉日隆，景观建筑日益发展。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至沓来。宋代的曾巩、王安石、苏轼、辛弃疾，明代的宋濂、文征明、王守仁等名人，都曾宦游或旅居于此。从此，琅琊山的名声响彻全国。
这里附带说一下，关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清代学者何焯及当代的不少学者，认为其总体框架结构是借鉴独孤及的《琅琊溪述》。宋人王楙则指出《醉翁亭记》中“也”字用法并非欧阳修独创，此体盖出于《周易·杂卦》。殊不知在文学创作中，借鉴、借用、化用是常用手法，作者往往根据书写情节和内容需要，选择相应的艺术手段进行创作。比如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借鉴南唐江为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只改动了“竹”“桂”二字，意境完全不一样。欧阳修是文学大家，对优秀的文学作品了如指掌，在诗文创作中借鉴以往优秀作品的诸多元素并融会贯通，十分正常，这丝毫无损于他在文坛中的地位。
我们寻访欧阳修遗迹是从丰乐亭开始。丰乐亭位于丰山东北麓山脚下的紫薇泉旁，紫薇泉原名丰乐泉，由欧阳修凿疏取名。宋元祐二年（1087）滁州知州陈知新重修此景，将丰乐泉改名为紫薇泉。欧阳修发现丰乐泉还有一则故事，据宋人吕本中《紫薇杂记》记载，欧阳修初到滁州时发现琅琊山醴泉水味甘甜，因此，每有雅集，就会派侍吏到醴泉汲水煮茶。一天，有友人献上新茶，欧阳修邀请僚属前来品茶，命侍吏前往醴泉汲水。不想侍吏回来时一个趔趄，打翻装水的坛子。他担心迟到，情急之下灌上路边的泉水赶回府衙。新茶奉上，欧阳修品尝后发现此水虽然甘甜，却与醴泉味道不同，问侍吏此水取自何处，侍吏只得道出实情。欧阳修亲自前往察看，见泉“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取名丰乐泉。我们寻访到此，见泉水仍清澈见底，掬水品尝，甘甜如饴。
在紫薇泉上方约100米处，便是丰乐亭了。欧阳修在丰山脚下“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因当年五谷丰登，万民欢乐，便将亭子命名为丰乐亭，并作《丰乐亭记》以叙其事。由于丰乐亭紧靠滁州城西部，游人举步可达。自丰乐亭建好后，此地成为欧阳修和滁州人游乐往来的胜地。时至今日，仍为游客必到胜景。丰乐亭原为16立柱挑檐翘角的四方亭。亭壁镶有欧阳修作，苏轼手书的《丰乐亭记》碑刻两块三面，和吴道子绘的观自在菩萨石刻像一块。近千年来，丰乐亭几经损坏，几经重修，现在的丰乐亭是后人按原貌修建。时值暮春，望着远山碧绿的青山，满院琳琅满目的碑刻花木，我不由得轻声吟起了欧阳修《丰乐亭游春》的诗句：“红树青小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丰乐亭是欧阳修在庆历六年（1046）亲自选址、营造并作记。同年，琅琊寺僧智仙因仰慕敬重欧阳修的才学和品德，专门在琅琊山玻璃沼南岸的让泉上建起了一座亭子，作为欧阳修游山休息及办公之地，并请欧阳修题名。欧阳修欣然为其命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闻名古今的散文《醉翁亭记》。
让泉还是那么清澈见底，甘甜适口。只是醉翁亭已移至玻璃沼北岸。现醉翁亭院内右侧的醉翁亭，是清光绪七年（1881）全椒人薛时雨重建。醉翁亭的结构，上顶为歇山式，吻兽优脊，飞檐趐角。十六根立柱，四周围以美人靠，南北框门设有格花和浮刻花纹装饰。亭前，侧旁有多处石刻，记载醉翁亭的兴衰和赞咏该亭的诗文。亭的东侧山崖有南宋崖刻的“醉翁亭”三个巨大篆字和“二贤堂”三个隶字。亭的北侧为“二贤堂”，是宋绍圣二年（1095）滁州人为祭祀王禹偁和欧阳修而建。
穿过花门，我们来到了古梅亭。古梅亭堂前的梅花相传为欧阳修亲手所植，原梅已枯，此株为明朝嘉清年间后人䃼植。梅台壁嵌有清顺治九年（1652）李嵩阳题篆的“花中巢许”四字石碑，以赞扬欧阳修。在冯公祠南，意在亭北侧，有一块“菱溪石”。这块巨石是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从滁州东乡菱溪塘边用三牛曳之，立于丰乐亭旁，供滁人岁时嬉游，后人将这块巨石移至醉翁亭院内。欧阳修曾作《菱溪石记》与《菱溪大石》诗文记之。 宝宋斋位于醉翁亭西侧，由明代天启二年（1622）南京太仆寺少卿冯若愚所建。斋内立有宋元祐六年（1091）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刻两块四面，极为珍贵。斋内还有清薛时雨撰书的《重修醉翁亭记》碑和明代尹梦璧的题赞诗刻碑，斋东侧外檐下嵌有冯若愚《宝宋斋记》和明代《重修醉翁亭记》碑。为使游客能清晰地欣赏到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手迹，当地政府于1981年在醉翁亭醒园内新建了“宝宋新斋”，亭内立有四块新刻石碑，按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墨迹重刻。游客到此，注目行礼之下总会齐声朗读《醉翁亭记》全文。
醉翁亭初建时仅为一座孤亭，后人为仰慕欧阳修，于宋元明清陆续修建了二贤堂、解醒阁、古梅亭、意在亭、宝宋斋、冯公祠等亭阁，现在园内水中有亭，亭畔环水，园中有园，景中有景，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群。
安徽滁州，醉翁亭。视觉中国。
四
在丰山脚下，丰乐亭西南面，有一座南京太仆寺博物馆。这是滁州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中央机构，历时二百七十多年，曾对滁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史书记载，滁州是朱元璋起兵后攻下的第一座城池，也是其根据地所在。由于此处山环水绕，土地肥沃，草木丰盛，适宜牧马，且与南京一江之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朱元璋在洪武六年（1373）下诏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管理全国马政。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迁都北京后，于次年改北京行为太仆寺，把滁州太仆寺更名为“南京太仆寺”。现“南京太仆寺”博物馆是2016年按原图复建的。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力量的强弱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因此，朱元璋十分重视马政工作，在滁州设立太仆寺后，又于洪武三十年（1397）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个分寺。太仆寺为明朝五大寺之一，隶属兵部，掌管着与马政相关的政令。南京太仆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寺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从七品）。管理范围为八府（应天府、镇江府、宁国府、太平府、凤阳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四州（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南京太仆寺马政工作十分出色，据说当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北征蒙古残部时，在全国征调马匹十万骑，仅南京太仆寺就发送了七万匹马。至明朝中期后，由于民间养官马兴起，马政工作逐渐走向衰退，太仆寺的职能也逐步弱化，弘治以后渐渐演变为一个清闲机构。文征明曾于弘治四年（1491）写过一首描绘南京太仆寺的诗：“清闲官府面山开，左右松杉四十栽。满地绿阴衙吏散，游人无禁去还来。”
南京太仆寺为中央机构，其官员普遍学养深厚，其中不乏名宦高士、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书画家。他们为开发维护琅琊山风景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官员政暇时节好游山水，崇敬欧阳品格，在山水中寻幽记胜，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与此同时，他们对醉翁亭不断修缮，并陆续修建了见梅亭（现名影香亭）、皆春亭（现名意在亭）、解醒阁、曲水流觞……太仆寺少卿冯若愚为保护“欧文苏字”，专门修建了宝宋斋。在南京太仆寺历任官员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太仆寺少卿王阳明和太仆寺卿赵廷瑞。
王阳明正德七年（1512）十月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十月到滁州上任。来滁州时，王阳明已逾不惑之年，经历了“格物苦求、宦途蒙冤、居夷处困、龙场悟道、庐陵施政”的磨练，其思想学识已趋于成熟。在到滁州任职前，他已在京城授徒讲学。到滁州后，发现此地山水佳胜，地僻官闲，于是在督马政之余，在琅琊山下聚众讲学，培养了一大批从学弟子，开启了王门游学之端。“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讓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学自滁始。”（《王守仁年谱》） 据记载，王阳明曾在讓泉宣讲心学“致良知”，其思想体系涵盖人格修养和经世实践两个方面。王阳明在滁开讲心学后，弟子不仅有太仆寺的同道好友，如他的两任上司太仆寺卿罗钦忠和杨褫，都与阳明学说心心相印。而且，弟子从全国纷至沓来。他的弟子戚贤曾描述当年王阳明在滁讲学的盛况：“阳明先生尝卿太仆，尝游滁山滁水，尝憩丰亭风月，歌咏良知，发明圣学，而吾涂俊髦翕然云集，空闻空见，空空兴起，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然良知维同，而四方来学，思歌采芹，空闻空见，空轻千里，如登龙门。”
在南京太仆寺对面山上，至今仍留存着王阳明当年静坐、悟道的“阳明洞”。
赵廷瑞嘉靖十六年（1537）任南京太仆寺卿后，在督马政之余，致力于编纂《南滁会景编》，这是一部记述滁州山水景物的诗文总集，收录了中唐至明末800年间历代名宦文人400多人记述题咏滁州山水景物的诗文。至崇祯九年（1636）的一百年间，后任南京太仆寺卿数次编修重刻《南滁会景编》，使其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为滁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