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赵萌 徐锋 编辑 | 傅凝
一旦说起北京的政治地标，许多人第一个念头闪现的是天安门和中南海。毕竟，最核心的政令可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只不过，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想问的是，还有一片叫“三里河”的重要区域你知道吗？驻扎在这里的许多部委，可是承担了“政令出了中南海”以后的诸多事宜。
三里河，是观察中国政坛的重要地标。
西城三里河为何部委云集？
三里河的地界，一直没有太严格的划分，人们一般习惯把东起西二环路，西至三里河路，北临阜成门外大街，南靠复兴门外大街之间的地区，称为“三里河”。这个地区得名于一条源自玉渊潭的同名小河，河上有一座建于金代的石桥。因此桥距金中都城北城墙（现会城门）三里，故河得名“三里河”。
仇荣亚是三里河地界的一位居民，父辈在这一片的某部委里任职。在仇荣亚看来，西城三里河的“灵魂”在于“四部一会”建筑群。
这话怎么讲呢？
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正是改建北京城。1949年3月，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从河北西柏坡迁入北平香山，同年中央首脑机关迁入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机关在旧城的分布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翻阅《北京志·城乡规划卷·规划志》发现，1949年，中央国家机关有38个。新中国建立伊始，由于财政拮据，不可能建立集中的行政中心，只能利用敌产和分散的空房解决中央机关的办公用房。中南海为中共中央、政（国）务院所在地。由于经济实力不够，最初只在长安街南侧建设了对外贸易部、公安部等4个单位住驻地。可以说，这是第一批部委所在地的集中建立。
1953年，在中央召开大城市工作座谈会后，北京成立了以市委书记郑天翔为组长的畅观楼规划小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组针对中央机关办公楼提出了一个规划方向——中央国家机关办公楼的建设要求相对集中。在这一背景下，首批中央政府办公建筑群“四部一会”大楼在西城三里河开始建造了。与此同时，在百万庄建设了建工部大楼。
具体说来，位于月坛南街38号的“四部一会”建筑群是指当年原一机部、二机部、重工业部、地质部（四部）和国家计委（一会）（注：现在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联合盖建的办公大楼。
整个建筑群由一座主楼和两幢配楼组成，具有苏式建筑特色，又不失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美和细致。建筑群的二幢配楼主体建筑，均为五层大楼。每幢配楼的大屋顶由两个仿古的“角楼”和夹在中间的仿古阁楼共同组成。
计委办公主楼为坐南朝北的六层大楼，被东、西二幢配楼簇拥着，略向后凹进。主楼前是个大院子，院子中间是个大花坛，东西两边是篮球场，机关干部、建筑工人和苏联专家常在一起打篮球。
从“梁陈方案”到“四部一会”
在“四部一会”建造背后，不得不提两位建筑大师——梁思成和陈占祥。
1950年提出的 “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西部近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同时“留出中南海为中央人民政府”，旨在保护老北京古城面貌。
虽然北京城的规划最终没有采纳这一方案，但普遍认为，“四部一会”大楼建筑群所在的西城三里河，还是部分采纳了“梁陈方案”的设想。
仇荣亚对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表示，当时，三里河行政中心规划因为当时的政治变故而在1954年4月缩小了规模，仅建成原规划的西北一区，即今“四部一会”办公建筑群。
说到这，政知君大家讲讲北京中央行政机关规划的一些历史，其实不管是西城三里河行政中心还是复兴路上林立的部委与军方总部单位，这些驻地的规划都是有来头的。
1956年，周恩来在视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视察时指示，主要的中央机关可以沿着建国门至复兴门、朝阳门至阜成门两条干线发展，也包括两条干线延伸到城外的部分。《北京志·城乡规划卷·规划志》中也明确指出，首都中央行政机关事实上是按照“大分散、小集中”布局的。
计委大院走出的中央领导
三里河各大部委周边，也建成了机关宿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三里河一区”的“计委大院”。
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从这个大院走出，如江泽民、朱镕基，还有曾任政治局常委的宋平、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
1955年宋平与苏联专家在计委门前合影 谭玉华供图
在这些“大人物”中数朱镕基在大院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为大院人所熟悉和了解。身为新闻工作者的仇荣亚，曾对这些“大人物”有过深度观察：
“朱镕基清华毕业后，先去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1952年进京到国家计委，并举家搬进了计委大院。在这个大院中，他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朱镕基总理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夫人劳安精通四国语言，他们的一儿一女，小时候都在‘中古友谊小学’就读。中古小学开家长会时，可以见到朱镕基以家长身份在那里侃侃而谈；在食堂打饭，可以看到他和正在排队打饭的同事们打个哈哈，说个笑话。有时还可见到他挎着个篮子去买菜，甚至和卖菜的人在那里砍砍价。在机关联欢会上，他还会大大方方的为大家清唱一段字正腔圆的京剧。“
据仇荣亚统计，计委大院住着近两千多名机关干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
大院里的部长
当年，三里河的住户，部里的大门进多了，再也不觉得门槛有多么高；部长也见多了，一个个都那么和蔼可亲，再也不觉得部长是多大的官。
部长在最普通的工作人员面前没有丝毫架子。部里的司机师傅在下棋，他可能过去支两招；两个师傅较劲比试身手，他可能也凑过去，打几套拳路，说他年轻时也练过；有的部长坐车从不坐后座，非要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其实就是想和司机聊天。
三里河的部委办公楼刚启用那会儿，也正值新中国的工业刚刚起步。日理万机的部长们没黑没白地忙碌着，会议常常是一个接着一个，司机也跟着忙活。每次会议将散，久候在外的司机已经把车打着，暖着车，部长夹着皮包出来，汽车已经恰如其分地停在了门口，只待车门一关，部长上车坐好，汽车就上路了。
这种默契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不过，有一次出了意外，部长刚拉开车门，突然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情向秘书交代，就顺手把皮包放进后座，关上车门转身和秘书说话，司机太凭经验了，关好车门那一瞬间车就开出去了，到了目的地回头一看，部长没来，皮包拉来了。
筒子楼和内部电影
提起三里河的部委，“筒子楼”、“内部电影”无疑是最值得一说的。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的同事出生在三里河地界的经贸部进出口公司大院。那时，大院里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建的筒子楼。这一带的部委大院生活配套都很全，有中小学、幼儿园、还有澡堂、早点铺。
而且，还有影剧院。影剧院是根据部委条件，建的不多，后来就是单位发电影票，当时叫内部电影。
年近70岁的仇荣亚，说起那个年代大院的日常生活，让他印象最深的也是内部电影。
那些年放“内部电影”的红塔礼堂。红塔礼堂1955年建造，位于月坛北街，是当时北京4大音乐殿堂之一，国家领导人也在这款待外宾。
“我们那些大院的孩子当年在这看了很多内部电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匈牙利的《爷爷和孙子》和日本的《24只眼睛》。那时红塔礼堂可是北京文艺青年的圣地。“仇荣亚称。
仇荣亚所说的大院的孩子，大多是50年代生人，都经历过文革，许多人也都有插队的经历。好一点的在北京郊区顺义、平谷就近下乡，远的有去东北、内蒙“支边”。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回到城里，见证了三里河变得越来越不像儿时的模样。
资料 | 《北京青年报》《北京志·城乡规划卷·规划志》《北京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