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的专家教授召开论证会，对位于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及周边遗迹进行了现场考察，听取了相关单位的汇报，经充分讨论，专家组形成一致意见，确认位于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是一座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的重要遗址。
在专家确认的四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初步确定东安古城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其中，对于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的认定，让专家联想到商奄古城的确认。
“商奄”就是“商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盖即奄也。”《韩非子·说林上》谓“商奄”为“商盖”，云：“周公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
在这次论证会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认为，只要清华简《系年》关于“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的记述经得起检验，考虑到东安古城发现的西汉“盖侯马久”烙马印、商代兽面纹铜铙等青铜器等因素，再加上从战国到秦汉这里一直叫“盖”，那么东安古城是“商盖也即商奄”基本没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的烙马印，虽然是汉代的，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商朝的“盖国”所在地，因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
确认东安古城是不是商奄，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由商朝对“中国”形成的重要影响和奄都本身的重要性决定的。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是从商朝开始，商朝对“中国”的形成影响深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和王芬2024年5月在《文史哲》杂志发表《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指出：商朝对“中原中心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商人灭夏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进入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商王朝的势力迅速壮大，开始了一个向周边地区强势扩张的历史过程。向北，越过豫北冀南到达冀中一线；向南，到达长江岸边；西方，商王朝的势力在陕西东部地区得到强化；在东方，已经越过了东西方文化分界的豫东和鲁西南的西部地区，迅速向东扩张和延伸到鲁山蒙山西侧的济南大辛庄和泗水尹家城一线。”“到商代晚期，东夷族群更是后退到潍河流域及其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
“奄”在商周也不是一般的城邑，曾经是“商朝七都”之一，而且是“七都”中比较重要的都城。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前八”是指商朝建立之前，商族就曾八次迁徙；“后五”则是指到汤建立商朝以后，又经历了五次迁都。这五次迁都，在笔者查阅的晋国、魏国史官所著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中都有记载，分别是：“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自相迁于耿”、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商侯迁于殷”。其中奄作为商朝的国都，历南庚、阳甲两代，盘庚在将都城迁往殷都之前，还在奄待了三年，也就是说奄地历经了三位商王。奄为商都承上而启下，是最后都城殷都的前一站，是商代开启二百余年安定局面的转折点。
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舆地勾稽六十年》一书中指出：“夏代和商人盘庚以前，都城经常迁移。”其中，“商族自契至汤八易其居，自成汤灭夏至盘庚，迁都五次。可见其时还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自盘庚迁殷以后至周武王伐纣灭商，殷作为商都凡二百七十三年（后期的约五十年帝乙、帝辛常居离宫朝歌，今河南淇县）。故周人称商为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而决定迁往殷都，就是盘庚在奄做出的决定。
目前，“商朝七都”中唯一没有确定地点的就是奄都。而河南郑州和商丘、安徽亳州，都说自己是亳都所在地。但后来郑州商城上层有战国遗址，出土的战国陶文中有“亳”“亳丘（即亳墟）”字样，说明战国人认为这里是毫都。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指出郑州商城即为亳都。
商嚣都，又称隞都，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都至此的城址，位于今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办事处）小双桥村。上述两个都城都和郑州有关，说明郑州曾经是商王朝重要都城。
商相都，“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都在今河南内黄东南。
商耿都，祖乙元年，自相迁于耿；“二年，圮于耿”，耿只做了商朝一年都城。
商庇都，商代祖乙因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在今山东郓城北、范县东南。
商奄都，奄是南庚、阳甲和盘庚的都城。南庚“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南庚六年驾崩。阳甲建都四年驾崩。
最后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商殷都。中国古都虽然众多，但殷墟遗址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位于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及其周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于是，从历史时间进程中来看，安阳被誉为中华古都之首。
“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自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从上面梳理来看，在商代所有的七个都城中，只有奄“下落不明”。后人据《左传》《尚书》等古文献推定，曾将奄国与曲阜相联系，经考古专家努力，基本确定“奄都遗址在今天曲阜市区的范围之内是没有的。”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滕州前掌大遗址，有观点认为，此处可能是商代的奄国所在地，但前掌大是商代薛国的根据地，而非奄国。后来，也有人猜测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为奄都遗址，但都证据不充分。
殷墟重要，殷墟前一个都城奄，当然也极为重要。殷墟留下了有铭文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奄都是不是也会有文字留存？而且有我们目前不知道的史实？这都引人遐想。
奄在历史记载中有两段重要史实，一段是上面《竹书纪年》所提到的作为殷都的历史，一段是司马迁的《史记》等史书记载的周公践奄的历史。《史记》卷四《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吐司》《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这段史实都有青铜器铭文证实。
第二段践奄之事，因为清华简的发现，又增加了秦之祖源的史料。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在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主持下完成解读，其第三章记述：“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简文直言“秦先人”就是“西迁”于“邾”的“商盍（葢）之民”，而且和周成王“伐商盍（葢）”联系起来，使“嬴秦起源于商盍”大白于天下。
上述记述说明，即使盘庚迁都殷之后，奄不再是商朝都邑，但依然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据点，以至于周王朝建立之后，商已经灭亡，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乱也被平息了，但周成王和周公仍不放心，仍视灭奄为根除商残余势力的关键之一，“灭蒲姑，伐淮夷，践商奄”，王朝才得以安定。有意思的是，正是践奄之后，西迁的“商盍（葢）之民”成为秦的先人，而且“秦的先人”后代秦王嬴政，在战国时代，最终一统六国，彻底灭掉了周王朝的天下，这还真有点“一报还一报”的戏剧性味道。
正因为和上述商周重要史实相关，“奄都在哪”在中国史学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如今，沂源东安古城作为历史上汉代“盖国”的证据确凿，从战国到秦汉都叫“盖”，这么长的“盖”地史，不会是凭空而来，具有和商代“盖国（奄国）”沿袭的内在逻辑，希望以此能进一步揭开商代奄国的真相。
（大众新闻记者 周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