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革前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携手前进，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向往，会聚了诸多进步人士，其中不乏谭平山、王昆仑、屈武等一大批民革前辈，他们求学于此、浸润于斯，为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所感染，留下了一段段追求进步的历史印记，展现了一幅幅救国救民的历史长卷。
接受进步思想
谭平山（1886—1956），历任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副主席。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京大学，谭平山广泛接触新思想和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组织。十月革命后，谭平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翻译外国进步书籍，撰写时评文章，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路径。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和陈独秀的支持下，1918年，谭平山等人发起成立学术组织“新潮社”，主编《新潮》杂志，抨击旧制度，宣传新思想。蔡元培在看过谭平山为《新潮》创刊号所写的《哲学对于科学宗教之关系论》一文后，评价“甚有见地”。在校期间，谭平山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介绍苏俄革命经验和《共产党宣言》，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20年，谭平山在广州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群报》。
屈武（1898—1992），历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1922年，屈武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屈武在天津上学时，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北京大学后，得到李大钊的器重和帮助，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入学后不久，1922年10月，屈武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并很快成为该社的重要骨干，担任常务主席。1923年春，屈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出席了其入团仪式并讲话，后又担任北京大学团支部书记、团北京地委候补委员。1925年初，屈武转为中共党员。
郭春涛（1898—1950），历任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1918年，郭春涛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郭春涛在北京大学，受到李大钊、杨怀中等著名教授的启发教育，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在李大钊的指引下，郭春涛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郭春涛、蔡和森还曾联名撰写《论中国革命的道路》等文章，主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发表后，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并得到孙中山的赏识。
王昆仑（1902—1985），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1917年，王昆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业期满，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办学宗旨下，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园地。王昆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主义，追求先进的救国之途。由于王昆仑在一系列活动中的表现，他被北京大学一年级全体同学选为学生会主席。
李世璋（1900—1983），历任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18年，李世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北京大学，李世璋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步接受马列主义。1922年，李世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当选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书记。1923年，李世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李世璋兼任《京报》记者，常写文章抨击北洋军阀，宣传报道学生和工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参加五四运动
在整个五四运动中，郭春涛是重要骨干。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和各校代表在北大集会。大家在听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后，群情激愤，一致决定：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严惩卖国贼，并于次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郭春涛等人连夜书写标语、起草宣言。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等14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郭春涛与同学们手持“还我青岛”“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等旗帜标语，呼喊口号，向周围民众散发传单，宣传反帝爱国。5月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郭春涛组织“救国十人团”，深入北京的大街小巷进行宣传讲演。与此同时，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也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5月19日，北洋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便下令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这一举动，再次激起了青年学生的义愤。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郭春涛等人外出演说，被逮捕关押。由于被反动军警逮捕的进步学生达170多人，这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全国多地城市，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各界群众掀起了爱国浪潮。见此情形，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5日释放了郭春涛等被捕学生。9月23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当时，作为北京大学队伍中的成员，谭平山、王昆仑、李世璋等民革前辈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参加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许宝驹（1899—1960），历任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与当时的许多爱国青年一样，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热潮之中。
践行实业救国
发展经济，关注民生，建设现代化的富强国家，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夙愿。辛亥革命后，社会上兴办实业的呼声高涨，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浪潮。
孙越崎（1893—1995），历任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被誉为“现代能源工业奠基人”（谷牧语）。1917年，孙越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率先表态罢课游行，因拒写悔过书而被学校开除，后得蔡元培支持，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从此，“实业救国”的理念便伴其一生。
1934年，孙越崎担任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经过在陕北高原行程800多公里、历时半个多月的地质调查，孙越崎率队在陕北延长夜以继日地勘探石油，最终打出了日产油1.5吨的油井；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军用设备用油极度紧张，形势危急。1941年3月，孙越崎临危受命，担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在高寒戈壁，孙越崎率队建起了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当时，玉门油矿的产量几近国产油的全部，有效缓解了国内的严重油荒，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卓越贡献。（鲍家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