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
数次到中山，却不知用哪个词来形容这片土地，一日，灵感忽现，最佳之语，莫过于“先驱”二字。这里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故里，其先驱之意义，还涉及多方面。
中山地域，本为伶仃洋外海中沙洲，“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流”，晚唐时出镇南海的郑愚《泛石岐海》中的诗句，活画出一千余年前的地理风貌。之前多少年，已有人民在洲上居住，打鱼赶海为生。海边搭建茅屋，仅几枝竹竿、数把茅草，几乎连门都没有，平时或可遮风挡雨，风急浪高时，不仅“茅屋为秋风所破”，房子本身也可能随风而逝。但人们坚忍、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生生不息，居民中的相当部分，是为躲避战乱迁徙而来的中原居民。《桃花源记》中人“避秦时乱”，找到的是“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现实却不会这么美好。一路南行，气候、物产、文化、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等，与故乡越来越不同，平整之地连及山区，早已为原住民或先到者所占，只有海中小岛，前无出路、后无追逐，方得停息下来。
由此可知，中原移民，或为今日中山之最早先驱者。中山博物馆门厅，巨幅漆画“风起伶仃洋”，一图全现古今中山风物，繁华满眼，美不胜收。然“伶仃”二字，终让人感受到艰苦、孤独、凄凉。文天祥名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将相距数千里的两个地名对应起来，更显出心态之复杂和境遇之哀伤。而从中原远徙至此的先民，遥思泰山孔府、黄河太行，故国之思与生存不易相间杂，虽未留下片纸只字，然数千载之下，亦可感同身受也。
“风起伶仃洋”，既是东南季风，也有越洋西风，“得风气之先”，一直是中山的特质。郑观应故居，位于三乡镇雍陌村。村名来由我不知道，但看这两个字，却感觉传统文化气息迎面而来。雍，让人联想到北宋大儒、宋明理学奠基人之一、易学家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是康节先生三千余首理学诗中最有生活意趣的，描绘今日之雍陌村，同样非常恰切。陌，则如见阡陌纵横之井田，是周天子领地的田地制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最为儒家所追奉推崇。中原移民南来，也将儒家文化带到了海滨香山。出身塾师家庭，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郑观应，却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郑观应故居里，仍有郑氏后人居住。故居非郑观应本人出生处，而是1903年郑观应出资为其父郑文瑞建造。当年，郑观应61岁，已名列“晚清四大买办”之一，撰成《盛世危言》一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至名归的成功人士。财富等身、名满天下的郑观应长居澳门，心中最念的，依然是故里桑梓和父子亲情。
“买办”这个词，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不大正面，常与“卖国”联系起来，郑观应却是忠贞热忱的爱国者。读初中时，在历史课本上第一次看到这位头戴瓜皮帽、蓄着短须的清癯老人，虽是黑白旧照，炯炯的目光依然透出神采，仿佛能看到我们，旁边就是《盛世危言》书影。
古典小说有著名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是以小说行教化，曲终奏雅，宗旨还在传统之道德礼教。《盛世危言》名相似而实不同，“喻世”“醒世”“警世”俱为动宾词组，盛世则是名词。其时已末世飘摇，然“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幻觉，依然存留在大部分人脑子里。思想之先驱者不得不仍以“盛世”名之，却道出“危言”。“危”者，并非危险之意，而是“直”。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郑氏所用，当在此意。
郑观应故居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共约200平方米。与周围华侨回乡建造的堡垒式二层或三层坚固住宅相比，平实了许多。门额有匾，阴刻“秀峰家墪”，乃郑观应本人所书，行楷书体，笔墨圆润，温柔敦厚。可见郑观应虽少年离家赴上海习洋务、学英文，传统文化修养却非常深厚。
屋内陈列郑观应生平事迹图片，及自《盛世危言》等郑氏著作中摘出的句子。匆匆一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中山乃著名侨乡，久有赴南洋谋生之传统。郑观应却到了上海。直接原因当然是应童子试未中，就是没考上秀才。然当时仅16岁，看《儒林外史》中多少须发皆白、矢志不渝的老童生，直到鲁迅的《孔乙己》，依然如此。郑观应一试不中，即彻底断绝此途，另觅与之完全不同的道路。
开埠十余年来，广东商人、江南富豪、宁波钱庄、山西票号、外国资本等，竞相汇聚上海，令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和重要商业金融中心。郑观应1858年到达上海投奔叔父，在新德洋行听差奔走，劳役打杂。其后十余年，他先后在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生祥茶栈、扬州宝记盐务等企业任职，并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入股轮船招商局，成绩斐然。郑观应以思想家垂世，但他首先是实业家，或者说，正因他卓越的实践，方催生出先进的思想。
郑观应商业能力自毋庸置疑，其所卓荦者在于，敏锐发现西方列强对中国军事侵略即“兵战”之下的经济掠夺，提出“商战”理论。郑氏思想包罗丰富，其核心者在于“国富”，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一点，表现出中山人善于从商的特质。这一点，在其后近百年中国工商业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产业腾飞等进程中，反复得到印证。
其商战思想之魂，并非单纯与外国展开“贸易战争”或“货币战争”，而首在修内功，在以商之模式、战之精神，改革当时的中国经济运行格局。“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郑观应对经济发展阶段及规律的分析，对于商业与资本主义、殖民运动的本质关系的思考，至今仍具现实意义。这既是他独特的清醒，也得益于中山这片先驱者的土地。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作家、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