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很多网友对魏玛德国的历史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全靠一点有限的事实去想象。
首先1923年的恶性通胀是怎么来的其实很多书都谈过。首先是德意志帝国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但它却不得不维持一场漫长的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里它既要维持军队的士气，又要千方百计的维持武器弹药的供应。为此它既要养活士兵，又要让后方临时扩充的军火工厂的工人有基本的衣食温饱。为此它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保证后方人民基本生活的手段，比如住房补贴、比如粮食补贴。所有这些补贴和军费、扩充军火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军火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产生的费用结合在一起，就轻松压垮了德意志帝国的财政，让帝国负债累累内债成山。
第二是1918年的革命、投降、复原和军火工业的转产都是以非常混乱的方式进行的，大批离开军队的士兵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又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战争结束的时候流入民间的大量武器弹药，他们就既有意愿也有能力，自行组织起来变成“准军事组织”。
这些准军事组织又因为三种不同的原因而受到魏玛政府的默许，第一是1919年前后魏玛政府对“恢复秩序”的需求，需要武装力量去镇压革命。之后即使镇压了革命恢复了秩序，但《凡尔赛条约》把德国防卫军的规模限制在十万人，所以防卫军的核心集团提出了“藏兵于民”的主张，就是一方面把十万防卫军打造成高机动、高火力的少数精锐部队，另一方面把准军事组织搞成负责维持战线、占领地方领土的规模庞大的辅助部队。于是防卫军又乐于见到德国国内形形色色的准军事组织继续存在。既然防卫军乐见准军事组织的存在，那么德国的各种势力，无论是政党还是工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就都自然愿意组织或者拉拢自己的准军事组织。结果就是一直到1932年防卫军依然向巴本内阁宣布，他们不可能同时应付左派和右派准军事组织的暴动。
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德国政府背负着他们无力承担的沉重的内部福利压力，另一方面他们的武装力量相对于国内的准军事组织又非常薄弱。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那就是通过战争结束之后的复原和十万防卫军的重建，德国防卫军实际上回到了战争爆发之前的那种普鲁士贵族占优势的状态，那些在战争期间因为表现良好，和军官损失惨重而得以被吸纳入军官团的平民、天主教徒、犹太人，现在又都被纷纷清洗出防卫军。而普鲁士贵族其实对魏玛共和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也就是说魏玛共和国既没有足够的武力，这些武装力量其实也不听话。所以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政府其实既没有办法对富裕阶级开刀，也没有办法削减穷人的福利，它的负担沉重，却既不能形成稳定的支持自己的民意、也没有足够的武力去强迫社会接受自己的统治。
在这个基础上它又背负上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对外赔款，内债成山、外债也成山，战争结束旧帝国崩溃，它的收入有所增长，但负担却居高不下，同时还欠了庞大的内债和同样庞大的外债。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开源节流，因为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福利，它都没有足够的民意支持，也没有足够的武力去强迫民众接受。
1923年的恶性通胀本质上是1919年以来德国财政不断崩溃的顶峰。魏玛共和国没有能力开源节流、也没有能力强迫民众接受赔款、还没有能力摆脱内债和外债，就只有采取一种破罐破摔的态度去应付局势。也就是大量印钞票来收购外汇。因为魏玛共和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去应付赔款，才导致了法国出兵占领鲁尔，而法国占领鲁尔又导致魏玛德国的消极抵抗，于是本来就没有支付能力的魏玛政府又背上了养活鲁尔区罢工的公务员和工人的新使命。于是马克如水银泻地，快速变成废纸。
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些基本事实，我们就能看出1923年的恶性通胀里德国的生产能力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德国的社会和民众的消费能力也没有真正到破产的程度。唯一的问题在于政府需要大笔的外汇去支付赔款，但德国政府却没有马克去购买这些外汇，所以1923年的通胀其实是德国政府对内对外都软弱无力的结果。它自己破罐破摔，结果就是以让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为代价，逼迫协约国妥协。
结果就是《道威斯计划》。实际上德国的恶性通胀到推出“养老金马克”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改善了，到1924年《道威斯计划》签署，更是开始了魏玛共和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六年”或者“黄金七年”。在这段时间里，魏玛共和国通过通胀让旧帝国时期的全部内债都变成了废纸，通过财政破产成了欧洲各强国里第一个摆脱战争带来的巨额内债的国家，同时它的支付又有协约国设立的委员会监督，还优先偿付民间贷款，信用简直是欧洲各强国里最好的。而且因为有《道威斯计划》里优先偿付民间贷款的规定，所以德国的政府、银行、企业都愿意从美国借短期贷款。因为当年借当年还，就可以挤占德国优先的对外支付额度。既然对外支付额度是有限的，那么“贷款还得越多，德国赔款赔的就越少”。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让1924年到1931年之间的德国成了欧洲信用最好、同时也最愿意接收短期贷款的贷款人。整个德国从政府到银行到企业都大笔从华尔街贷款，德铁用贷款更新了车厢、德国人重建了因为战争而被扣押没收的远洋商船队，政府用贷款给工人修了欧洲水平靠前的公寓，地方政府用贷款翻修了道路、公园、游泳池。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有好几年根本不把希特勒放在眼里呢，为什么明明都联系了奥地利要把希特勒驱逐出境后来却不了了之了呢？原因就在于魏玛共和国进入黄金时代了，没人觉得希特勒还能有什么影响了。
那怎么后来希特勒还是上台了呢？原因就在于魏玛共和国依靠贷款的黄金时代后来玩完了。1929年签署了《杨格计划》，1929年华尔街又爆发了大萧条。美国银行遇到了股市崩盘，同时德国的赔款支付额度从一年一议、且民间贷款优先，变成了固定额度，也就是说过去是还完贷款有余力再支付赔款，现在是先支付赔款有余力再支付贷款了。贷款没有协约国担保的优先权了。
这就让德国从过去的优质贷款人，变成了身负千亿赔款随时可能违约的劣质贷款人。好在德国人欠的都是短期贷款，于是美国人开始收债，同时不再批准新的贷款。经济危机和《杨格计划》的双重打击，让德国的金融结构在1931年暴雷。
德国在1931年陷入了新的金融危机，但这时候的德国已经不是1923年的德国了。魏玛共和国成功的禁墙，让德国的准军事组织从20年代初的那种拥有轻重武器，动不动开着装甲车上街的“小号军队”，变成了冲锋队那种以棍子为主的暴力集团。魏玛共和国虽然觉得自己不能同时应付所有准军事组织，但面对特定群体的准军事组织，他们还是有信心的。
1923年的魏玛德国是走投无路之下破罐破摔，用通货膨胀让大家一起倒霉。到1931年布吕宁内阁时期魏玛德国已经觉得自己羽翼渐丰，所以他们采取的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通货紧缩。勒紧所有可以牺牲的阶层的裤腰带来一方面强行恢复财政、一方面给协约国演苦肉计，希望协约国在赔款问题上对德国妥协。
也就是说当政府无力强迫民众的时候，他们破罐破摔，才有50万马克的面包，到1931年德国政府站稳脚跟的时候，就不是什么50万马克的面包了，也没有什么抱着一包袱马克去买面包了。现在是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失业者还被排除出失业救济金范围了。现在是一顿午饭可以分18期付款了。
这样不得人心的政策当然不可能以mz的方式推行，那怎么办呢？如果主流政党都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只有布吕宁先生来执政，因为他依靠的是一个宗教党，他们的得票率高也高不到哪去，跌也跌不到哪去，只要是天主教徒十有八九都是要投票给联盟党的。可联盟党终究是少数，他们无法让不得人心的政策被多数德国人接受。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一个右翼煽动家就进入了所有人的视野，希特勒内阁闪亮登场。
我看很多人在纠结希特勒的崛起和1923年通胀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首先确定“崛起”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希特勒作为一个政治家登上德国历史舞台跟1923年恶性通胀有没有关系，那肯定是有关系的。1923年以前民社党只是一个边缘人的小群体，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有一点点知名度，但1923年的恶性通胀里，希特勒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俨然以德国的墨索里尼自居，还要进军柏林。对希特勒来说他从一个社会边缘人变成一个在巴伐利亚尽人皆知的政治家，那肯定是托了1923年恶性通胀带来的社会动荡的福。
但是希特勒的上台跟1923年恶性通胀有关系么？恐怕没什么关系。事实上1923年希特勒的失败跟德国右翼普遍认为“恶性通胀”正在颠覆德国社会，所有的极端政治主张都一呼百应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虽然希特勒在1923年干了一票，但第一他失败了，第二其他人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换成自己可能干的比他更好。
那希特勒是怎么跟他的目标人群建立关系的呢？刚好就是在1924年恶性通胀得到遏制，魏玛的经济开始振兴、社会开始复苏和趋于稳定的时候。
当希特勒利用对自己审判，让自己在德国的各种媒体里大出风头的时候，那些嫌他不会组织武装冒险，见到开枪跑的比兔子还快的右翼政治家、右翼传媒大亨、保王党、旧贵族，就纷纷意识到了希特勒的正确用法。
这不是一个德国的墨索里尼，这是一个德国的政治明星，他能说、能演、能喊会跳可以hi翻全场，还充满镜头感，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爱豆。
如果德国的复辟靠步枪就能解决，希特勒就无甚过人之处，如果社会稳定下来了，魏玛共和国开始禁墙了，1919年的老兵慢慢回归社会了，没人再想用机关枪了，冲锋队都不用步枪改用橡木棍子了，如果一切必须在法律的限制之下搞，那希特勒就是德国右翼的头号宝贝。
胡根贝格正是在1924年希特勒改组民社党，把它从意大利式的法西斯d变成希特勒48的粉丝后援团的时候开始注意到希特勒的价值的。
1928年希特勒率领他的akb48后援团第一次参加议会大选，得票率只有可怜的8%。但胡根贝格给了希特勒第一笔投资，最重要的就是把他手里的传媒网络给希友友用！条件是希友友即使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也不能再公开抨击霍亨索伦王朝。
从此在胡根贝格的支持下，希友友和他的粉丝团才进入选举快车道，从1931年总选举里实现了粉丝票翻倍！但这时候希友友依然只是大党之一。
真正让它爆发的还是1931年德国金融机构的暴雷。但1931年的魏玛已经不是1923年那个力量薄弱的新生国家了。这时候的总理布吕宁敢于采取强硬手段推行他对危机的“正确”解决方案。
也就是一方面废除金本位、暂停对外支付、禁止黄金的自由交易，另一方面又为了尽早恢复金本位而大肆削减开支、追求收支平衡。这种一方面抛弃金本位、一方面又装作金本位还在而继续通过紧缩追求收支平衡的手段是三十年代“经济学界”对解决危机的共识。
这时候魏玛德国各个主要政党都接受了这个“共识”却不愿意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他们默许布吕宁以少数党去强行推行紧缩，削减1923年他们不敢触碰的各种福利。
1923年魏玛共和国不敢触碰任何人的利益，只能破罐破摔，拉着整个社会一起陷入疯狂，借机通过恶性通胀掠夺中产阶级的财富，让上层阶级里敢想敢干的人发财，让循规蹈矩的人破产，下层阶级虽然处境艰难却能维持基本的生存。
到了1932年布吕宁，却是有条不紊的牺牲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让工人、职员、公务员大量失业，还削减失业救济金，甚至把大批新增的失业者排除在失业救济金的支付范围之外。
1923年是物价飞涨，中产阶级财富一夜归零，食利者阶层灭亡，但从事生产的企业主和有工作的劳动力能够维持生活，1932年则是一切都不值钱，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大量失业，社会里相当一部分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柏林出现了可以分期付款的午餐。这时候社会里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推到了绝境。于是希友友的人气爆发了。
但即便如此1932年选举希友友在威廉皇储的支持下依然无法过半数。而且这时候取代布吕宁的巴本内阁终于找到了应对危机的正确做法，德国经济开始触底反弹，失业率开始下降。如果少数内阁能够维持希友友依然只是右翼冒险家里昙花一现的人物。
但巴本采取了正确的手段却不得人心，议会里90%的人都要他下台，于是兴登堡总统周围的阴谋集团再次分裂，巴本推翻布吕宁，施莱歇尔推翻巴本。巴本为了报复才为希特勒推开了总统府的大门。
也就是说几个基本的事实是明确的，1923年的通胀和希特勒上台没有直接关系，1932年的恶性通缩其实也不足以让希特勒上台，只有在1932年的恶性通缩让布吕宁、巴本、施莱歇尔这三个兴登堡的智囊内部分裂倾轧的时候，希特勒才侥幸登上总理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