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爱因斯坦不仅是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1949年，爱因斯坦在著名左翼期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Why Socialism?)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信仰。在当时麦卡锡主义即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和刚刚创办的《每月评论》杂志立刻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和监视。著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最新一期的《每月评论》杂志发表了《爱因斯坦的<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和<每月评论>：一次历史回顾》(Einstein’s “Why Socialism?” and ‘Monthly Review’: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一文，回顾了爱因斯坦发表此文的背景和前后过程，并对爱因斯坦一生的政治倾向和主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析。经《每月评论》杂志和福斯特本人授权，本翻译此文以供读者参阅。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是联邦调查局根据《信息自由法》公布的文件的一部分，该档案中一份1949年春季备忘录称：
[一名外勤特工告知]1949年4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纳舒亚地区发布了一份通告，宣布将出版一本名为《每月评论》的新杂志，“这是一本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创刊号定于1949年5月出版。该刊创刊号将刊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文章《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保罗·M·斯威齐的文章——《美国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奥托·内森的文章《波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利奥·休伯曼的文章《社会主义与美国劳工》……
信息的其余部分被涂黑。在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中，紧接着的另一份备忘录也同样被删节，内容如下：
纽约办事处报告，纽约市巴罗街66号的《每月评论》自称是“一份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于1949年5月创刊。第一期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的文章。这份[调查]报告进一步指出，对编辑和撰稿人背景进行调查后发现，该杂志是受共产党启发创办的，并遵循共产党批准的路线……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他在希特勒崛起后逃离德国，于1933年移民美国，并于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然而，对于埃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来说，爱因斯坦仍然是一个危险的非美国人，他只要在美国就会威胁到美国的内部安全。1949年，他为新期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的文章，基于此，联邦调查局认为这直接证实了他强烈的“对共产主义的同情”。
1932年，爱因斯坦试图移民美国时，联邦调查局就开始对他进行立案调查，以极端的反共主义著称的“妇女爱国者公司”(Woman Patriot Corporation)的一份长篇报告称，爱因斯坦是不能被美国接纳的。他们指控说：“甚至连斯大林本人，都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与如此众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有联系，以促进……世界革命和最终的无政府状态。”在爱因斯坦的余生中，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收集有关他与众多社会主义者关系的一切信息。
尽管爱因斯坦在1939年8月2日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关于研制原子弹可能性的信——这封信常常被视为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但美国军方却宣布他是一个安全隐患，他被排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的研制之外，甚至对此，以及杜鲁门总统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定不知情。
20世纪40年代末，对以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命名的麦卡锡主义的恐慌已经开始。1949年4月，就在爱因斯坦的《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前一个月，《生活》杂志(《时代》杂志的姊妹刊物)将爱因斯坦列入了一组两页的照片版面，刊登了该国50名主要的共产主义“受骗者和同路人”。这组照片还包括作曲家和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演员查理·卓别林、诗人兰斯顿·休斯、剧作家莉莲·赫尔曼、美国国会议员维托·马康托尼奥、剧作家阿瑟·米勒、原子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作家多萝西·帕克和电台评论员雷蒙德·沃尔什等知名人士。美国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在前一页被描述为“杰出的同行者”。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的《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一文是有史以来最简洁有力的社会主义论据之一。它加剧了联邦调查局当时的恐惧和怀疑——这与普遍的反共歇斯底里情绪有关。这篇文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75年后的今天，它比发表时更受世人瞩目。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爱因斯坦并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对爱因斯坦来说，1905年是“奇迹年”，在这一年里，他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发表了五篇突破性的理论物理学论文(包括他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使他闻名于世。他被世人尊崇为人类进步和创造力的化身。
但是，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家的创造力和他的普世主义从来都与他对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信仰分不开。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数激进团体和事业有联系，并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1911年，他在苏黎世的奥德翁大咖啡馆(Grand Café ODEON)逗留了很长时间，该咖啡馆是俄国激进分子的聚会场所，其中包括科伦泰、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众多激进文化人士。毫无疑问，他在那里被卷入到许多火热的政治文化讨论中。他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胆怯的社会主义。他看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的必要性。1918年11月19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的当天，爱因斯坦在教室门上贴出了著名的告示：“废除阶级：革命”。一年后，他写道：“我主张计划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29年，他说：“我尊敬列宁，他为实现社会正义完全牺牲了自己，奉献了全部精力。我认为他的方法并不现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这类人是人类良知的守护者和恢复者。”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我眼中的世界》中，他写道：“我认为阶级差别是不合理的，而且其最终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
尽管爱因斯坦后来与苏维埃组织保持了距离，但他与伯特兰·罗素、厄普顿·辛克莱以及其他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一起，于1932年签署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大会”的声明。1945年，他宣称：“我深信……在社会主义经济国家，普通个体将会更容易获得与社会福祉相适应的最大程度自由。”
正如爱因斯坦的密友和同事奥托·内森1960年在《爱因斯坦论和平》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
爱因斯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信仰社会主义，因为作为一个坚信平等的人，他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人对人的剥削，他认为这种制度比以往任何经济制度都更巧妙地促进了人对人的剥削。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确信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充分造福于所有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当代社会许多罪恶的根源。最后，他之所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深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人类已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都更有可能实现与公共福利相适应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基金会与高等教育中麦卡锡主义的兴起
1933年，爱因斯坦加入了普林斯顿新成立的高等研究院。内森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客座教授，和爱因斯坦本人一样，他也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内森是一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1921年在德国获得经济学和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魏玛政府的经济顾问。在美国，他曾于1930—1931年在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任职。1933年，他辞去了在德国的职务，并于1933—1935年受聘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讲师，之后于1935—1942年在纽约大学任教，1942—1944年在瓦萨大学任教，1946—1952年在霍华德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初，内森在瓦萨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1933年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他一直与爱因斯坦密切合作，并经常担任爱因斯坦的财务顾问。爱因斯坦称他为“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内森是爱因斯坦遗产的唯一执行人和共同受托人(与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一起)。在他们的长期合作中，爱因斯坦将内森视为自己在政治和教育问题上的代表，强调他们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对爱因斯坦来说，人道的、进步的教育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直接相关。1946—1947 年，他与内森一起在布兰代斯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兰代斯大学最初被设想为一所犹太教世俗高等学府，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新的、更广泛的自由大学概念。在这里，爱因斯坦的教育改革观点和激进的社会变革观点融为一体。布兰代斯大学的成立是对美国常春藤盟校的配额制度以及其他高校限制犹太学生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人数的回应。新大学最初的方案是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但他拒绝了，并宣称应以“一位伟大的犹太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名字命名，即以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名字命名。新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高等教育基金会，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内森。该基金会的主席是拉尔夫·拉兹鲁斯(S. Ralph Lazrus)，他是一位具有进步政治观点的富商，与百货连锁店联合百货公司(Allied Stores)和本鲁斯钟表公司(Benrus Watch Company)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布兰代斯的董事会主席是乔治·阿尔伯特，他是波士顿的一名保守派律师，波士顿和缅因州铁路公司的总裁，也是犹太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
1947年1月，世界上最杰出的左派经济学家之一、《资本主义发展论》(1942年)的作者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刚刚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上卸任，他提交了一份长达87页的报告，题为《布兰代斯大学计划》，概述了其所设想的新大学的结构。内森和他的好友、社会主义劳工记者利奥·休伯曼(Leo Huberman)在纽约大学任教期间几乎每天都见面。而休伯曼与斯威齐又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工作关系，因此，内森结识了斯威齐。
斯威齐的布兰代斯计划旨在创建一所更开放、更易进入的、更具前瞻性的大学，与当时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同。该计划有“两大前提”。首先，“大学的核心和灵魂”将是“教师”，他们将作为最终权威来管理大学。所有标准和激励措施都应由内部决定，而不是来自外部。其次，大学本身应被视为“学术与学习的共同体”。斯威齐指出，重点应放在建立一个一流的小型机构上，首先要有一百名教职员工和五百名左右的学生。最初的重点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教职员工将组成学院而不是系。他还强调，应优先“招收有资格的黑人作为教师和学生”，大学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奖学金应“专门用于黑人学生”。这些建议都与内森和爱因斯坦的观点不谋而合，内森提出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新大学结构纲要，斯威齐则拟定了一份更全面的、与前者相吻合的计划。斯威齐的《布兰代斯大学计划》中特别提到的一本关键性著作是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的《美国的高等教育》。
然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高等教育基金会与布兰代斯董事会之间却因基金会的左翼学术计划而产生了冲突。在为新大学遴选校长的过程中，这一矛盾逐渐公开化。在寻找校长人选的过程中，内森得到了爱因斯坦的支持，他前往伦敦会见了哈罗德·拉斯基，这无疑是受到了休伯曼和斯威齐的鼓励，他们两人都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师从拉斯基。1939年，拉斯基撰写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发表在美国的《国家报》上，1950年去世后又在《每月评论》上重印。针对大萧条和纳粹主义的崛起，他宣称：“中央集权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集中攻击的时候了。只有全面社会化才能改变现状。不然，西方文明的另一种选择……就是迅速走向法西斯主义。”
内森和爱因斯坦相信，拉斯基作为世界领先的犹太思想家之一，致力于世俗教育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布兰代斯大学校长的理想人选，能够按照他们的设想，打造一所更自由、更开放、更进步的大学。爱因斯坦得到了阿尔伯特的初步支持，并获得了董事会和基金会的授权(尽管这一点后来受到了质疑)，他写信给拉斯基，邀请他考虑担任布兰代斯大学校长一职：
亲爱的拉斯基先生:
您几个月前应该已经从我的朋友奥托·内森先生那里了解到，我们正在这里为建立一所新的大学作出非常认真的努力，我们认为，由于几乎所有美国高校都公开或隐蔽地采用配额制度，这所大学的建立已变得非常必要。我们希望这所新大学能使信仰犹太教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更容易获得一流的教育。同样，我们也希望能使那些在目前条件下受到严重歧视的科学家和学者找到一个可以从事教学和工作的地方。大学将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但我们决心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充满自由、现代精神的机构，它首先强调独立的学术研究，不因性别、肤色、信仰、民族血统或政治观点而歧视或排斥任何人。有关教育政策、教学和研究组织的所有决定权都将掌握在教师手中。
董事会授权我遴选大学首任校长。此人将承担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帮助我们确定大学的根本基础，并挑选和组织最初的教师队伍，而这些教师队伍是大学的基础。我们都认为，在所有在世的犹太人中，您是最有可能接受这一重大挑战并取得成功的人选。您不仅比许多美国教育家更熟悉美国和美国的学术机构，而且您作为杰出学者的声誉遍布全国。
因此，我写信询问您是否愿意接受这一邀请。
拉斯基几乎立即回复了爱因斯坦的邀请。他表示很遗憾，由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以及他已经投身于英国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他无法离开伦敦，因此他不能接受这个职位。然而，尽管已经收到拉斯基的拒信，阿尔伯特显然将对拉斯基的邀请视为一个潜在的争议问题，以及控制大学方向的一种手段。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取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基金会在确定大学学术方向方面的作用，来排挤内森和拉兹鲁斯，进而排挤爱因斯坦。因此，尽管最初支持向拉斯基提出邀请，阿尔伯特现在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突然声称，内森和拉兹鲁斯(间接牵连到爱因斯坦本人)在向拉斯基提出这样的邀请时超越了他们的权限，尽管这种指控是可疑的，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他坚持认为选择拉斯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反映了激进的“非美国”政治。爱因斯坦的回应是为内森和拉兹鲁斯辩护，并明确表示他们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他们的行为符合他自己的观点。他强调，是他本人在得到布兰代斯、董事会和基金会的批准后，给拉斯基写了这封信。随后，爱因斯坦断绝了与布兰代斯大学的联系，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高等教育基金会更名为布兰代斯基金会，内森和拉兹鲁斯也辞去了他们的职务。
1947年6月23日，《纽约时报》以“大学争论中的左翼偏见”为题，重点报道了阿尔伯特就这一事件发表的言论。阿尔伯特认为，爱因斯坦的同伙“僭取了制定学术政策的权力”，目的是使大学“具有激进的政治倾向”，并“偷偷摸摸地”向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选择”示好。用阿尔伯特的话说，“建立一所由犹太人赞助的大学，并让一个与美国民主原则完全格格不入、被涂上共产主义污点的人担任校长，会让这所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在‘美国主义’问题上，我不能妥协”。其他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故事，声称拉斯基作为“记录在案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令人反感。阿尔伯特的政治指控与美国教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American Education)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绝非巧合，该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是一个狂热的反共组织，在大学中发起了麦卡锡主义运动。随着麦卡锡主义策略的引入，阿尔伯特宣称，任何与社会主义思想有关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担任美国大学的校长。
爱因斯坦对针对他和他的同事所使用的“抹红策略”感到震惊(译者注：“抹红”即red baiting，旨在借由负面宣传，将对手指责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或持类似意识形态组织的同路人，以打击对手言论或逻辑论证的有效性)，这一点在他草拟的对阿尔伯特的公开声明的回应中有所体现。不过，他的实际公开回应是克制的，而且直奔主题：
乔治·阿尔伯特先生和布兰代斯大学董事会的另一位成员在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奥托·内森教授和S. 拉尔夫·拉兹鲁斯先生退出之际发表的新闻声明使我确信，我们现在就切断这种联系不算太早……我和我的同事们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们一直感兴趣的那种学术机构在现有的环境和现有的领导下是无法实现的。
威廉·祖克曼(William Zuckerman)在犹太杂志《美国希伯来语》(The American Hebrew)上写道：“阿尔伯特先生的言论.……[是]一个狭隘的党派反动政客的言论，他应该是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是以已故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名字命名的大学的校长”。
华莱士竞选总统与《每月评论》的诞生
在当时的压抑氛围下，建立一所开放、民主的新型大学，致力于实现更加进步的愿景，即由教职员工行使对学校的绝对控制权，在招生政策中不存在种族歧视，并融入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这一目标的失败对爱因斯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8年，在反对该国所有左翼力量的歇斯底里中，爱因斯坦支持进步党候选人华莱士参加总统选举。华莱士得到了激进力量的支持，而这些激进力量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他在竞选中反对冷战，支持国际社会控制核武器，支持民权和劳工权利。在进步党正式成立前不久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中，爱因斯坦和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站在华莱士身旁。休伯曼和斯威齐撰写了进步党纲领的序言，该纲领于1948年7月在费城大会上获得通过。斯威齐担任了华莱士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主席。
尽管华莱士获得了超过100万张选票，但他在大选中最终还是失败了，部分原因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下任总统杜鲁门针对他发起了“抹红”(red-baiting campaign)运动。华莱士惨败后，休伯曼、斯威齐、内森，似乎还有爱因斯坦得出的结论是，华莱士选举表现不佳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未能阐明积极的愿景，而这种愿景只能来自社会主义。爱因斯坦认为华莱士“毫无疑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这种情况下，休伯曼、斯威齐和内森坚信，美国需要的是一份独立的社会主义期刊，它将提供必要的政治教育和未来愿景，即使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仅仅是“防守行动、后卫行动”。因此，他们开始共同努力，创立了《每月评论》。他们得到了马蒂森(Matthiessen)的帮助，马蒂森曾在1930年代与斯威齐合作组建了哈佛教师工会，也是华莱士的积极支持者。他在该杂志的前三年，每年为其提供了关键的5000美元赞助。内森是这本新杂志创始编辑团队中一位“沉默”的成员，鉴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已经开始针对大学教授，他不想出现在杂志的刊头。他为《每月评论》的前两期撰稿，并积极参与其策划和发展。然而，他的作用在杂志创刊的第一年就逐渐褪去。他对《每月评论》最持久的贡献是鼓励爱因斯坦为第一期撰稿。
因此，1949年5月《每月评论》创刊号出版时，休伯曼和斯威齐被列为编辑，而该期文章(两篇社论之后)的四位作者依次是爱因斯坦、斯威齐、休伯曼和内森。正是爱因斯坦在《每月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承担了阐明社会主义含义的主要任务，并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该杂志的关注。
长期以来，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发表题为“为什么我是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内森在休伯曼和斯威齐的支持下，建议爱因斯坦写一篇这样的文章。然而，爱因斯坦决定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不以自己的主观观点为基础，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理由，从而形成了《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篇文章。
爱因斯坦与支持社会主义的客观理由
爱因斯坦的《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写得非常简洁，只有六页多一点的篇幅。它虽然是爱因斯坦自己的独特思考的产物，但它展现了来自两位伟大的社会经济思想家的影响：凡勃伦和马克思。正如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所作的著名序言中写道：“托尔斯坦·凡勃伦是美国孕育出的最好的批评家。” 20世纪40年代，凡勃伦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作家之一。1944年，爱因斯坦写道：“我的无数快乐的时光来源于阅读罗素的作品，这是任何其他当代科学作家都无法带给我的，除了托尔斯坦·凡勃伦。”爱因斯坦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将马克思与巴鲁克·斯宾诺莎并列为源自犹太传统的人类自由的倡导者。他宣称：“犹太民族的传统中蕴含着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这种热爱必须继续为所有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在现代，这一传统造就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的前半部分与凡勃伦的观点有关。爱因斯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开始了他的文章：“一个不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专家的人，是否应该就社会主义问题发表看法?我认为是可以的。”他接着解释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克服凡勃伦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因为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恰恰是克服和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目前状态下的经济科学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启示。”另外，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伦理为目的的”，通常理解的科学对这一目的没有什么贡献。因此，研究当前经济体制的专家并不是“唯一有权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的人”。
此时，爱因斯坦的主要工作是面对核武器带来的生存威胁，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和平问题直接关系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通个体被当时普遍存在的严峻形势所异化和困扰，这种形势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战争威胁方面的，以至于人们经常对人性的概念产生怀疑。爱因斯坦曾写道：“最近，我与一位睿智而善解人意的人讨论了另一场战争的威胁，我认为这将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这时，我的来访者非常冷静地对我说：‘你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灭亡?’”
爱因斯坦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如此明确地指出当代的社会和道德危机：“我确信，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没有人会如此轻率地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徒劳地努力寻求内心平衡，并对实现平衡或多或少失去希望的人说的话。它表达了一种痛苦的孤独和孤立，而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深受其害。原因何在?有出路吗?”拒绝正视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甚至否认人类继续生存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渲染了当时和现在一样普遍存在的绝望和疏离，因此必须寻找出路。
爱因斯坦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人既是孤立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因此，人的性格既是个人驱动力的产物，也是社会驱动力的产物，反映了内在和外在的力量。每个人既有与生俱来的“生物成分”，也有来自社会的“文化成分”，它们共同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尽管如此，个人凭借意识、交流以及在社会约束下选择采取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自己的生活，而社会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人类的社会行为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和组织方式。正是基于这一点，那些努力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可以寄希望于此：人类并没有因为其生物构造而注定要互相残杀，或任由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摆布”。
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促使爱因斯坦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当今社会的结构。他写道，个人对当今社会的依赖，使个人“没有把这种依赖看作是……一种有机的纽带，一种保护力量，而是把它看作是对其自然权利的威胁，甚至是对其经济存在的威胁”。这是因为社会的结构突出了“自我驱动力”，同时削弱了个人构成中的“社会驱动力”，而“社会驱动力在本质上是较弱的”，从而违背了一个不可逾越的事实，即“人只有通过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尽管生命短暂而艰险”。
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以马克思为主要论据，强调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者群体”，但其中绝大多数被剥夺了“集体劳动的成果”，因为“社会的全部生产力”“大部分……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在此，他“为简单起见”(即高度抽象)概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种制度下“‘工人’……[或]所有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被迫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所有者可以将超出工人工资的全部剩余(价值)据为己有。他写道，“必须明白，即使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其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爱因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源于它助长了不平等。通过资本积累，“私人资本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不是趋向于平等，在这个过程中，“较大生产单位的形成”是“以牺牲较小生产单位为代价的”。这就产生了“私人资本的寡头统治”，其力量强大到“即使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遏制”。由于民选政治家及其所属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人资本家的资助或其他影响”，而私人资本家又介于选民和大部分人口之间，因此情况更是如此。“此外，在现有条件下，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控制着主要的信息来源(报刊、广播、教育)”，这些信息来源是社会统治者与全体人民之间的中介。
爱因斯坦解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为利润而生产，而不是为使用而生产”的制度，它使许多人处于不利地位，得不到充分的服务。这个体系由“失业大军”支撑，因此工人时刻担心自己会被重新投入劳动力的后备大军中。新技术的发展常常导致工人失业，从而进一步扩大失业大军的队伍以及资产阶级的相对权力。“利润动机”和无节制的竞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和“个人社会意识的削弱”。最后一点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因为它让社会与民众对立起来。“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培养了这种异化的价值观，因此“深受其害”。
爱因斯坦宣称：“我深信，要消除这些严重的弊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建立一个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教育体系。在这种经济中，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按照社会和个人的需要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对个人的教育，除了提高其与生俱来的能力之外，还要培养其对他人的责任感，以取代当前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颂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在给拉斯基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创建一个不会“因性别、肤色、信仰、民族血统或政治观点而歧视任何人”的教育机构的重视。在这个机构中，“所有关于教育政策、教学和研究组织的决定权都将掌握在教师手中”，而不是由商界巨头组成的董事会。
爱因斯坦坚持认为，“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人奴役”的终结。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意味着要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如扩大而不是限制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保护个人权利等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到了他大力支持创办的《每月评论》：“明确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问题在我们这个转型时代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的自由和畅通无阻的讨论受到了强大的阻力，因此我认为创办这本杂志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
这个“强大的阻力”就是当时主导整个美国社会言论的麦卡锡主义。爱因斯坦本人就直接感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力量，他曾试图在布兰代斯创建一所新的、更自由的大学，却遭到了非美主义的指控;他在华莱士竞选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导致他被指责为共产主义的“受骗者和追随者”;以及对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猎巫式攻击。尽管爱因斯坦的世界声誉和地位令他不致身陷险境，但为《每月评论》创刊号撰稿的其他作者却并非如此。休伯曼、斯威齐和内森都被传唤到麦卡锡式的审问台前，并因拒绝检举他人和合作而受到监禁威胁。
“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还是“为什么要自由主义?”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名望和他的观点的力量，即使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发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努力否认或淡化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并辩称《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不重要，与他自己的知识发展相矛盾，对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意义。大多数爱因斯坦的传记都完全忽略了他的政治观点。事实上，这与爱因斯坦是一个左翼政治激进分子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有关。
不过，近年来，由于弗雷德·杰罗姆(Fred Jerome)于2002年出版了《爱因斯坦档案》(The Einstein File)，其中记录了联邦调查局因爱因斯坦的左翼政治观点而对其进行调查的过程，人们对爱因斯坦政治观点的兴趣大增。2007年，著名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大卫·E·罗(David E. Rowe)和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爱因斯坦论政治》的论文集。该书汇集了众多不同来源的资料，其中有些资料以前从未出版过，因此很快被公认为是一本宝贵的资料集。罗和舒尔曼不仅提供了整体性的介绍，还对收录在其文集中的各种资料进行了广泛的评论。
罗和舒尔曼的书最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除了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之外，爱因斯坦对种族主义的许多论述都被排除在外。他们写道：“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才开始“更加经常地谈论奴隶制带来的持久遗产，这体现在美国白人对黑人的优越感上。”然而，在这里，他们被迫对这一点进行了限定，承认爱因斯坦早在1931—1932年就写过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文章，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即所提到的关键文章是在W·E·B·杜波依斯担任主编时为《危机》杂志撰写的。在罗和舒尔曼关于爱因斯坦政治生涯的描述中，只出现了罗伯逊，而不是杜波依斯——即便如此，罗伯逊也只是在他与爱因斯坦和华莱士的著名合影中被提及。
然而，《爱因斯坦论政治》中还有另一处更微妙的不足，这与该书的政治议程有关，其目的是将爱因斯坦从社会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在这里，罗和舒尔曼试图将爱因斯坦关于社会主义的最著名论述《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完全颠倒。罗和舒尔曼声称，尽管爱因斯坦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在为社会主义辩护，而是在为一种左翼自由主义辩护。其中隐含的观点是，《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的标题应该是《为什么要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尖锐地批评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兼遗产执行人/托管人内森完全误解了爱因斯坦，把他说成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似乎是在为社会主义辩护，但如果“适当地联系上下文”，这种说法很快就会被打消。
显然，这种“恰当的语境化分析”部分源于爱因斯坦对苏联的一些批评。他曾在一封信中表示，布尔什维克的一些理论是“荒谬的”，就好像这本身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拒绝。此外，《爱因斯坦论政治》的编辑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在批评“资本寡头政治”时，爱因斯坦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倡导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而是将其作为实现社会道德目标的重要手段。”
由于爱因斯坦相信人权和民主，《爱因斯坦论政治》的编辑们奇怪地假定，他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他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中反对“收入不平等和对经济弱势群体的剥削”的论点(他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如果“适当地结合上下文”，可以看作“属于传统自由主义观点中个人的自我实现”，这与民主权利有关——而不是像爱因斯坦自己认为的那样，构成社会主义的论点。
谈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问题，对爱因斯坦的政治主张进行“适当语境化分析”的辩护者宣称，作为知识分子，他没有直接接触过工人阶级或他们的生存状况，因此必然“将自己的信仰建立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之上”——好像他根本不能把信仰建立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上似的。尽管爱因斯坦与工人阶级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周围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至少许多人曾经是社会主义者。
内森直截了当地宣称爱因斯坦是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对平等主义的深刻信仰，但罗和舒尔曼却对这一说法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声称，尽管内森与爱因斯坦交情匪浅，但却误解了这位伟人的真实性格，他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精英主义者”。
最后，该书巧妙地暗示，如果对爱因斯坦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一文中的观点进行“适当的语境化分析”，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天真的“道德哲学家”，无法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从而导致他乌托邦式地鼓吹社会主义的未来，同时又掩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主义倾向。
不仅爱因斯坦(连同内森)以这种方式被罗和舒尔曼“适当语境化”，发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的刊物《每月评论》也是如此。罗和舒尔曼声称，《每月评论》的编辑休伯曼和斯威齐(以及幕后的内森)试图通过“大张旗鼓”地发表《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一文来“盗用”爱因斯坦，以达到他们自己的左派目的。然而，与“大张旗鼓”相去甚远的是，在刊登爱因斯坦文章的《每月评论》创刊号上，对爱因斯坦或他的文章的唯一评论就是一行标明作者身份的文字：“爱因斯坦是一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的文章既没有被放在杂志的首要位置(因为它排在两篇重要社论之后)，也没有在封面上突出显示。与其说《每月评论》的编辑们“大张旗鼓”地盗用了爱因斯坦的文章，不如说他们低估了爱因斯坦文章的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论政治》一书的编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爱因斯坦远不是这一切的自愿参与者。然而，他与内森的亲密关系，他与斯威齐在布兰代斯规划中的间接联系，休伯曼、斯威齐和爱因斯坦在华莱士竞选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及他在文章最后一段对新杂志的大力支持，都否定了这种观点。
罗和舒尔曼并不满足于上述指控，他们继续宣称，《每月评论》杂志自创刊以来“每年”都会重印爱因斯坦的文章，这似乎是对进一步“盗用”他的文章的诽谤。然而，在罗和舒尔曼写作时，《每月评论》已经出版了五十八年，爱因斯坦的文章只在该杂志上重印过八次，大约每七年重印一次。
为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持续的政治斗争
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主张与他在教育、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对他的布兰代斯大学的规划、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以及他给拉斯基的信的“抹红”也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然而，总的来说，布兰代斯大学倾向于淡化政治冲突，将爱因斯坦塑造成一个参与大学创建的宽宏大量的人物，并暗示他将继续支持大学的创建，以便更好地利用他的名声。
爱因斯坦几乎总是婉言谢绝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的邀请，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邀请实在太多，而且还因为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性质感到不满。但当布兰代斯大学首任校长阿布拉姆·L·萨沙尔(Abram L. Sachar)于1953年5月授予他荣誉学位时，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礼貌地作出回应，而是愤怒地解释说：“在布兰代斯大学筹备阶段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由误解引起的”，而是欺骗性的、不道德的，“而且再也无法弥补了”。1949年7月，他对萨沙尔(Sachar)的主动示好如此回应道，“某些董事会成员的不信任和不诚实”导致他断绝了与该大学的一切联系。
然而，尽管爱因斯坦对包括布兰代斯大学在内的美国大学受商业和精英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的支配表示强烈谴责，但他还是愿意在1946年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历史悠久、规模不大的黑人大学即林肯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据《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Baltimore Afro-American)报道，爱因斯坦在那次演讲中说(主流媒体普遍无视了他的演讲)：“我此行是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在美国，有色人种与白人是分离的。这种分离(种族隔离)不是有色人种的病，而是白人的病。我不打算对此保持沉默。”爱因斯坦在1946年1月发表的一篇与此密切相关的文章《黑人问题》中宣称：“美国人的社会观……他们对平等和人类尊严的认识仅限于白人……我越是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这种状况就越让我感到痛苦。我只有大声疾呼，才能摆脱同流合污的命运”。为了应对当年全国范围内的私刑浪潮，他与罗伯逊一起担任了“美国结束私刑十字军”的联合主席，尽管联邦调查局将其定性为共产主义阵线组织。
1951年，联邦政府起诉了时任美国和平信息中心主席的杜波依斯以及该中心的其他四名官员，罪名是他们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译者注：是指在第三国积极履行外国国家利益的团体或个人，他们通常没有官方外交人员的身份作为保护)。和平信息中心被指控散发了世界和平理事会1950年的《斯德哥尔摩呼吁书》，该组织被美国当局列为苏联前线组织。《斯德哥尔摩呼吁书》旨在禁止核武器，有数百万人签署。在联邦法庭上，杜波依斯得到了激进律师兼国会议员马康托尼奥的辩护。爱因斯坦同意为杜波依斯作证，但马康托尼奥为了达到最大效果，直到最后一刻——即将传唤辩方证人时才透露这一信息。杜波依斯的妻子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回忆起那天在法庭上的情景：
11月20日上午，检方陈述了案情……马康托尼奥告诉法官，辩方证人只有一个。(但是)马康托尼奥随口对法官补充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愿意作为杜波依斯博士的证人出庭作证。”马修·麦奎尔法官长望了马康托尼奥一眼，然后宣布休庭吃午饭。复庭时，麦奎尔法官……批准了无罪释放动议。
显然，让爱因斯坦出庭为杜波依斯辩护会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法官无法承受，甚至在爱因斯坦出庭作证之前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此案。
爱因斯坦对美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在1955年写给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的信中说道：“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想法，即我的最后一个祖国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没有旧欧洲的殖民主义那么明显。它通过将美国资本投资到国外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统治，从而使这些国家牢牢依附于美国。任何反对这一政策或其影响的人都会被视为美国的敌人。”他坚信，美国应对朝鲜战争的悲剧负主要责任。
爱因斯坦为人所熟知的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奉常常被用来否认或回避他的激进和社会主义观点。2023年12月19日，在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发动战争之际，塞缪尔·格雷登(Samuel Graydon)在《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因斯坦与犹太教的复杂关系”的文章，声称爱因斯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克服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固有的民族主义因素——即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本能反对”。然而，这几乎是在他去世后立即编造出来的神话，目的是掩盖真相。《时代周刊》的文章没有全面探讨这个会引发棘手争议的问题，而是迅速转向讨论爱因斯坦移民美国的细节，以及他所谓的爱国的“美国主义”，尽管麦卡锡主义者对他进行了攻击，将这种传说中的美国主义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信奉”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他“晚年也未曾动摇过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信仰”。事实上，爱因斯坦一直反对在以色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是主张建立一个包括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两国”国家，因此，他被称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
《时代周刊》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到1948年12月8日爱因斯坦、汉娜·阿伦特、西德尼·胡克、西摩·梅尔曼和其他犹太知识分子联名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信中警告梅纳希姆·贝京的赫鲁特党(自由党)将在以色列崛起，该党就是今天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利库德集团的前身。爱因斯坦及其联署人在信中称贝京的自由党是“一个在组织、方法、政治哲学和社会号召力方面与纳粹党和法西斯党非常相似的政党”。在2024年10月7日阿克萨洪灾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几乎完全摧毁了加沙，截至2024年4月，有十多万人伤亡，其中包括三万多人死亡。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其他非战斗人员，还有数倍于这一数字的人面临饥饿。
爱因斯坦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是核武器对人类造成的威胁。1946年，他成为“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ECAS)主席。除爱因斯坦外，委员会其他成员都曾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许多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却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列为共产主义阵线组织，因为在美国仍然垄断核武器的时候，该委员会努力将原子弹研发工作从军队中剥离出来，并将其置于国际社会的控制之下。
1954年3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进行了一次灾难性的氢弹试验，代号为“布拉沃城堡”。原计划爆炸威力为六百万吨，但由于有关科学家计算错误，结果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核爆炸，爆炸威力达到一千五百万吨，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威力的一千倍。核尘埃覆盖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落在马绍尔群岛有人居住的环礁上，也落在官方危险区外82英里处的一艘日本渔船上。当“幸运龙”号渔船返回日本时，人们发现渔民患上了辐射病。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爱因斯坦那里，并深深地影响了他。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一年的时间里试图掩盖灾难的全部真相，但科学家们开始质疑并提供自己的数据，迫使政府公布了许多信息。其结果是，全世界都对地面核试验产生的核沉降物的危害以及整个核军备竞赛产生了极大的担忧。这导致科学家和市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展开了大规模斗争，最终于1963年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标志着始于对大气层核试验的担忧的现代环保运动取得了第一次巨大成功。
1955年4月，也就是爱因斯坦去世前几天，他发表了最后一份签名声明，即“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其中宣称“最权威的人士一致认为，一场使用氢弹的战争很可能会消灭整个人类。人们担心，使用大量氢弹将会导致全体人类的灭亡……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公开承认，世界大战无法促成他们的目的，因此我们敦促政府寻找和平手段来解决所有争端。”正如爱因斯坦在《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中所说，从人类灭绝的威胁中寻找“出路”的尝试，必然通向社会主义的方向。
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并不仅仅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求集中的权力处于公民的有效控制之下，从而使经济惠及全体人民……只有不断的政治斗争和监督才能创造和维持这样的条件”。事实上，在实现民主和人权的斗争(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中疲于奔命，“将意味着社会的毁灭”。爱因斯坦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者……一座燃烧的维苏威火山”，要代表全人类进行斗争。
原文出处：Monthly Review, Vol.76, No.01, 2024.
翻译：赵丁琪
校对：牛腩宁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