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旭，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余典，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学士；
沈旸，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困难的总体——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二期）与北京和平宾馆案例分析》，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3年12月刊，总第226期P28-35。头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二期）、北京和平宾馆两个项目都是杨廷宝先生在复杂的建成环境中进行的建筑实践。本文选取这两个案例作为对象，研究的尺度由大至小：从建筑对于外部大环境格局的关联影响到建筑内部组织及富有特色的空间营造。通过研究，笔者试图分析，在“校园变迁”和“城市发展”两个具体的项目情境中，杨廷宝先生如何一方面完成建筑自身高精度、高效率的构建，另一方面灵活应对外部条件的改变，将错综复杂的情境因素——“困难的总体”调和为“融合的总体”。
目录概览
一、校园变迁——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二期）二、城市发展——和平宾馆三、结语“你可以这样说：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就像翻译、批评和评论一样，是作品展开的媒介之一。作品需要分析去揭示其真实内涵。”
——西奥多·阿多诺
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期与和平宾馆分别是杨廷宝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在北京实践的两个项目。虽然二者前后有着20年的时差，背景又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是杨廷宝先生在相对复杂的外部条件下，将限制转化为契机的成功实践案例。两个项目的过程和结果均呈现出先生的全局视野与精微操作，极具研究价值。因此，笔者希望以建筑师的视角出发，着眼于项目从设计到落地的过程，以总体的分析和主题的讨论展开对作品宏观和微观两重视角的解读，尝试发掘蕴藏在两个项目中共性与差异背后的设计思想。
一、校园变迁——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二期）
早在杨廷宝之前，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Murphy）已于1914—1924年期间对清华大学进行过一次校园规划。墨菲以清华学堂区域以及近春园遗址（亦称“荒岛”）区域为中心分别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和大学部。他于同一时期设计完成了清华早期“四大建筑”，其中包括位于校园东北角后经杨廷宝先生扩建的图书馆（图1、图2）。1930—1937年间，当时就职于基泰工程司的建筑师杨廷宝主持了校园的第二次规划及建筑设计，将墨菲设计的留美预备学校和大学部整合成为一座完整的大学校园。而被称作清华的“新四大建筑”的图书馆（二期）（图3）、生物馆、气象台和明斋也正是他这一时期的设计作品。
图1：1914 年墨菲与丹拿的清华校园规划（红色为墨菲设计的图书馆）
图2：墨菲设计的图书馆（一期）效果图
图3：杨廷宝设计的图书馆扩建后渲染效果图
1.整合——大形和大局
在1930年的规划中，杨廷宝先生并未拘泥于清华校园当时建筑和路网之状况（图4），而是大刀阔斧地对校园结构和空间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整合（图5）。尽管出于各种原因，这一份理想化的规划蓝图除了“新四大建筑”外并未付诸实现，但是依旧反映出了设计者与决策者们期待以校园格局彰显最高级别学术机构——“国立大学（university）”身份的强烈愿望。
图4：1920 年清华学校测绘图（红色为墨菲设计的图书馆）
图5：1930 年清华校园规划（红色为图书馆，深色：墨菲设计的老图书馆，浅色：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加建部分）
该轮规划的第一个特点在于轴线与路网对校园整体格局的强有力控制。设计图中，笔直的道路纵横交织，南北东西各有若干条贯穿整个校园，富有极强的几何秩序。不同于清华园当时的现状或之前在墨菲的规划中大量出现的阵列式布局，该方案中的大部分建筑群以合院方式被组织在一起。体量所围合的中心空间是绿地、操场、庭院。纵横交织或中心放射的轴线严格控制了建筑群的格局。而如此具有仪式感的古典空间布局模式，无疑凸显了校园空间的权威性和纪念性。此外，有的建筑甚至被两组轴线共同影响，因此不同建筑组团和功能板块不仅通过道路相互连接，还可利用这些建筑体转换和拓展空间—轴线关系。由此一来，彼此关联的局部便得以构成统一的整体。
杨廷宝先生规划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建筑单体所具备的“大形”（Grossform）特质。其“大”不止反映在建筑形体尺寸上，还体现于建筑形体对场地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图书馆（二期）展开长度达150多米，仅通过自身形式便限定出巨大的半围合式广场。在清晰的道路组团结构以及建筑物“大形”的加持之下，尽管校园占地广袤，其整体的建筑—空间图底关系（图6）依旧粗放、明快，主事之人对“大”和“新”格局的追求、抱负跃然纸上。
图6：1930 年清华校园规划黑白图（红色为杨廷宝先生加建后的图书馆整体）
2.镜像——似是而非的对称
从外观不难看出，杨廷宝先生将墨菲设计的老图书馆视为新馆的一个侧翼，并以新主楼的45°角轴线镜像复制了另一个侧翼。扩建后的图书馆不止两倍于先前的体量，成为校园中的“大”建筑。其两翼各自的中轴线与广场汇聚的两条道路走向重合：一条路向西延伸到校园尽头，连缀起运动场板块和近春园板块；另一条路向南衔接起大礼堂—科学馆板块，延至行政厅。伟岸且更具细节的主楼结合舒展的两翼，在彰显新图书馆的突出地位和宏大规模的同时，以半包围的姿态与位于西南方向的古典集中式礼堂遥相呼应。同时，随图书馆主楼出现的45°角主轴线也指向了礼堂方位。
也许在设计中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因果关系，即杨廷宝先生是在先确定建立图书馆和大礼堂之间富有张力的空间结构后，才做出了图书馆主楼立面转向和镜像补增形体的策略。不过，对于善于设计思辨的建筑师来说，无论是从建筑单体形式出发寻找与他者之关系，还是从建筑群的总体关系出发推演单体之形态，皆为须臾间发生的思考维度和观察视角的转换——在短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和思考过程中，不同向度的问题被同时追发，其目的在于求得两全之策、至简之道。
在后续1954年清华园的规划图（图7）以及汪国瑜先生的草图（图8）中，图书馆被又一次“镜像”，呈现出建筑群以大礼堂轴线为中轴的理想化对称式布局；1991年及2015年，由关肇邺先生主持、实施的图书馆三期和四期扩建（图9）也秉承了以大礼堂为中心的建筑群设计原则。由此可见，一方面，杨廷宝先生利用扩建图书馆发展的三条轴线串联起了在此之前主体建筑之间未有的空间联系，并且结合广场和道路的布置及走向建立了崭新的校园格局，为后续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另一方面，先生所擅长的这种由布扎体系而来的轴线控制手法，在当代的发展中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图7：1954年清华规划（红色为规划中计划扩建后图书馆的整体）
图8：汪国瑜先生草图（红色为规划中计划扩建后图书馆的整体）
图9：关肇邺先生手绘清华大学图书馆总馆效果图
此外，虽然杨廷宝先生所扩建的侧翼与墨菲时期的老馆外观造型如出一辙，但是内部空间（图10）截然不同——老馆门厅宽敞、气派，位于中轴上的大楼梯穿过以威尼斯窗为母题的门廊直达二层大厅中央，正对着书库大门，中、西阅览室分列于大厅两侧。大厅正对着书库的入口（图11）；加建的侧翼不再包纳建筑主入口的职能，其门厅更多侧重于功能性，而非象征性的作用。此处的楼梯间被紧凑地布置在门头突出建筑主体的部分，分毫不影响贯穿整个二层的阅览大厅。是故，新阅览大厅的面积比老馆的中、西阅览室之和还大，符合罗家伦校长对近代大学图书馆需具备“庄严伟大的印象”的构想（图12）。
图10：杨廷宝先生扩建后的图书馆各层平面
图11：新馆与老馆的镜像与差异（老馆门厅的照片、二层平面及扩建侧翼门厅的二层平面）
图12：大阅览室
3.八边形空间——形神兼备
扩建后的图书馆由中心主楼、两个翼楼以及背面新加的书库（图13）共四部分组成。如“阙门”般突出的八边形角楼（楼梯间）分布于主楼两侧，其顶部略高于翼楼屋顶，这种山墙般的划分使主楼和两翼的建筑立面得以保持各自的完整性，角楼的高度与主楼立面的宽度在比例上遵循着墨菲所设计的老图书馆入口门头的立面比例——主楼立面中三层的主体部分是老图书馆门头两层体块的等比放大。此外主楼立面还采用了与老楼一致的窗洞尺寸和圆拱母题（图14）。在立面构成中，基座般的大楼梯和厚实的角楼将3开间门廊烘托得格外醒目。门廊上方的砖拱以叠涩细节创造丰富的进深层次和生动的光影韵律。优雅、大气的建筑造型提升了图书馆在校园建筑中的地位，使其具有较改造之前更强的识别度和公共性。
图13：图书馆—礼堂空间关系，图书馆构成—轴线分析图
图14：主楼主入口与老馆主入口立面比例及母题
除去在外部显露的一对八边形角楼外，杨廷宝先生在主楼与两个侧翼的衔接处还对称布置了一对正八边形的穿堂（图15），和角楼共同构成了一对“交通枢纽”。每个“交通枢纽”内部的两个八边形有一边彼此重合、贯通，而其他的边则与相邻的门厅、走廊、阅览室等房间联系，高效地服务于水平和垂直向度的轴线转折与空间转换。类似集中式礼拜堂的穿堂将其四周处在不同角度和位置的空间统领起来，如同巴洛克城市的空间节点将不同方向的街道交汇于一处，使各路人马随之集聚，再分头散去——该空间范式超越了一般性的功能需要，具有古典的仪式感和精神性。从三层开始，主楼不再连接两翼，楼梯间通过不同边的三个门洞联系房间和过道，既节约空间又提升效率。到了第四层，随着楼梯间外部突出体块的削减，建筑顶层的形体便顺势退后，于是巨大的屋盖体量被突显出来。
图15：八角形穿堂及八边形楼梯间构成的“交通枢纽”
同为“新四大建筑”之一的明斋（1930年）（图16）与图书馆扩建时间相近。在这个项目中，位于大楼转角处的单独一个八边形穿堂不仅塑造了入口的内外形象，还将交通组织交代得干净利落、大开大合——穿堂暴露在环境中的体量作为面朝三个方向敞开的门廊，可谓大开；含于建筑内的部分作为门厅，汇聚三条路径——正中为礼仪性的大楼梯，两侧为走廊，可谓大合。
相同的空间范式在重庆嘉陵新村国际联欢社（1937年）（图17）中再次出现，杨廷宝先生利用一小一大两个八边形（穿堂和舞厅）组成的葫芦状空间创造出环套、交汇、折叠、往复的多重空间组织关系，以生动的平面构成对应功能的灵活性和体验的丰富性——不难想象，舞厅可以作为多功能厅而服务于不同场景。哪怕不设定任何具体的用途，也会因其居高临下俯瞰嘉陵江的极佳视野而备受欢迎，激发人们在此聚会、交往的意愿。
图16：明斋转角入口（平面局部）
图17：重庆嘉陵新村国际联欢社（平面局部）
究其共性，在杨廷宝先生的设计中，八边形空间在外部促成建筑形体转折处的出入口塑造。而在内部，其集中式平面能够整合建筑主体轴线与偏转45°角的入口轴线两套相互叠加的正交系统。八边形同时具有空间的中心性和流线的发散性的几何特点，被杨廷宝先生在不同的项目类型中灵活运用并且发挥到了极致。
二、城市发展——和平宾馆
和平宾馆（图18）坐落于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中段，介于东西走向的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之间。该项目用地曾是那桐（1856—1925）宅院的马号（图19）。那宅是一座在光绪、宣统年间逐渐扩充成的横向并联七跨大院的宅第，马号位于宅第的最西。1950年，那宅被部分收购用于建设兴业宾馆。两年后，由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将在北京召开，政务院临时决定将主体施工至四层的客房部分修改以服务会议。宾馆在1952年9月落成时，一举成了北京城内最高的建筑，并于此时正式地被命名为“和平宾馆”。
图18：和平宾馆渲染效果图
图19：和平宾馆及那桐宅院
1.应变——辗转腾挪
杨廷宝先生前后为该项目做了两版方案。1951年春，兴业公司确定了建设一个“小型饭店”的设计内容和要求：饭店需有一可兼作舞厅使用的大西餐厅，客房分为自带洗浴设施和使用公共浴室的两种类型。杨廷宝先生于1951年4月中旬提出了第一版方案。他在节约造价的前提下，拟建造南北两栋4层楼房来控制建筑高度，并以两种不同的柱网尺寸分别对应上述两种客房类型，将餐厅布置在其中一栋建筑的底层，且未设置地下室。
同年5月份，施工人员发现地下土承载力不佳，如果维持原方案，地基需要挖深至地表3m以下。与此同时，兴业董事会又提出了将客房统一改为3.3m开间的新要求。为兼顾地基土质的实际情况以及甲方要求变更，杨廷宝先生于5月下旬给郑怀之的信中提出第二版方案，即和平宾馆最终的实施方案。
先生在信中建议，以一栋7层的大楼代替原方案的两栋4层建筑，独立设置不受大楼的柱网模数限制的餐厅，并利用不可避免的基坑开挖建造地下室。其中，7层主楼偏于场地的北侧布置，其南面腾出较大空间作为入口庭院，使建筑让开院中保留的两棵老树和一口古井。而北侧保留的空地不仅作为后勤和停车场地使用，还减小了高楼对西堂子胡同的压迫感以及阴影遮盖。
当时的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是两条小马路，杨廷宝先生在大楼底层空出一跨作过街通道，妥善解决了场地内部的前后联系和外部的交通疏散问题。这条通道设置的位置十分讲究，恰好将东边的员工宿舍、厕所和一部内置楼梯间与西侧的公共区域分隔开来，使服务员与宾客流线各自独立。此外，主楼内部的一层地坪在方案中被微微抬高（图20），这一方面避免了过多的土方开挖、节约了建造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实现了地下室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此外，由于过街通道变得更为高敞，它不但可以满足大型车辆穿行，还增强了前后院落的空间联系。
图20：地形及楼梯（建筑地形的变化与楼梯间的标准化）
品读方案的诸多细节，我们不难发现，杨廷宝先生在应对总体实际问题的同时，仍兼顾了多处建筑细节的“意趣”。在入口处，两种不同形式和高度的台阶区分出大堂和餐厅的主次关系。具有中式装饰风格的中央楼梯向大堂伸出5步台阶，活泼生动地邀人光临。这5级踏步正是门厅和标准层的层高差异，因此楼梯间便可不受楼层高度变化的影响而保持标准化的设计。此处台阶的踢脚线和墙裙的整合、材料和色彩的处理，无一不显示出杨廷宝先生将工程问题自然转化到材料细节和环境氛围操作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艺（图21）。
主楼与餐厅之间的高差为讲台（舞台）所利用，被化解为自明、自洽的建筑地形。同时，楼梯的处理也是方案的一大亮点：不同于上文所提及的员工楼梯，大楼的另外两部楼梯均为独立体量附在建筑主体的外侧，既避免了结构柱网对楼梯方向、尺寸和采光形成制约，又为利用楼梯造型和空间效果为建筑增添艺术趣味的别致用心提供了机会。比如东侧原本“内置”的楼梯间在升向屋顶花园的过程中由普通的两跑楼梯变化为螺旋楼梯，再以伞状凉亭覆之，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和情调（图22）。这一设计细节正符合杨廷宝先生所提出的，在大楼的屋顶上设置花园的构想——他相信作为北京的最高建筑，这里势必成为休闲、体验的一大亮点。
图21：大堂楼梯间一角
图22：从内部的楼梯间突出达到屋顶的螺旋楼梯
总之，先生处理项目的过程包含了对于建筑环境、功能、成本、建造等多个方面的考虑，并且在巧妙应对实际问题及条件变化的同时，将自始至终对空间“意趣”的追求也整合其中。
2.杂院——迂回的进入
从建筑外观的形式语言来看，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和平宾馆由三个极具差异的单体组合而成（图23、图24），三者共同与当时场地东边保留的四合院构成了一个“大杂院”。由南到北，从低到高，依次是倒座房（茶室）、大餐厅及宾馆主楼。它们的体量及形式各不相同：传统风格单层倒座房沿着金鱼胡同一字排布，维持了胡同的亲切尺度和历史风貌；八边形的餐厅立面上的两排窗洞间隔以窄墙，显现出建筑的水平感和通透性；主楼立面与之截然不同地布以规则的方形窗洞，窗间墙与窗下墙宽度接近，外墙显得敦实、厚重，具有北方建筑的特点。在笔者看来，和平宾馆如此杂糅、反差的建筑形式是一种建筑师“迂回进入”的手段。在这里，统一的形式语言被细腻的具身感知所打散，单调的清晰被层层递进的惊喜所取代。
图23：和平宾馆由三个极具差异的单体组成
图24：和平宾馆南立面近景
为解读这一手段，我们不妨先将目光移至八边形的餐厅：杨廷宝先生对八边形的娴熟操作在上文已有论述，那么，先生在该案中将其置于倒座房和主楼之间，除有关功能布局的考量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由效果图不难发现，先生在餐厅东侧的区域打造出了极为亲人的尺度和环境——这块空地在鸟瞰图中甚至容易被误解为一处景观小品或园林。笔者认为这一效果和建筑师以下的操作有着密切关系，要作为场地具身体验的整体被看待：餐厅出挑的屋檐沿着八边形体量连续折动，再与主楼前的门廊连为一体，继而勾勒出围绕入口庭院的天际线。折墙的多边形界面和檐口限定的尺度宜人，故调和了平房和主楼尺度的巨大反差。
在人们靠近入口的行程中，主楼的立面借助水平屋檐和庞大树冠的掩映，逐渐在视野中撤退和解散。除了对古树的利用值得称道外，杨廷宝先生通过天际线的勾勒，巧妙地组织和整合了胡同、宅院、古树、古井、高楼大厦这些经历现代城市发展巨变的要素，使它们在新的环境中和谐地存续。这个项目过程的周折和最终呈现的丰富性，让笔者不禁将杨廷宝先生说的“大概齐”和文丘里（Robert Venturi）所欣赏的适应（accommodation）与含混（ambiguity）联想到了一起——这并非杨廷宝先生对于不纯粹的容忍，而是他指向整体性和谐及感受丰富性的一种迂回的进入。
3.剖碎——技术与文化
“剖碎”不仅是一种空间操作的方法，还是从营造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建筑文化，它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看待空间的方式，即使技术发生变革，依然在实践中发挥着其作用。在和平宾馆项目中，杨廷宝先生使结构柱依据空间塑造需要或显或隐于墙壁（填充墙）之中，并将辅助功能作为“内容”填入完形空间的边界与建筑外轮廓之间。这种类似“剖碎”的操作即是在调和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结构技术之间的矛盾。
建筑底层平面中清晰可辨的三个空间完形对应了三个主要公共空间：大堂、小餐厅和大餐厅（图25）。三者均以一圈立柱明确各自的空间“中心”，这个“中心”被柱子和外围墙体间的“回廊”所环绕。辅助用房被作为“剖碎”填置在“回廊”之间和“回廊”与建筑外墙之间，由墙体或服务台界定出边界。“剖碎”包含着各种占据半跨结构的房间，如电梯间、衣帽间、经理室、小卖部和设备用房等。服务台在限定空间边界的同时对大穿堂打开，宾主间的沟通和服务行为扰动着空间的边界处，进而产生更加丰富的空间体验。
图25：剖碎——服务空间与空间完形
三、结语
以上两个案例是杨廷宝先生在校园和城市环境中基于既有建筑物、建筑群进行的创作。通过对这两件作品的解读，笔者尝试阐明杨廷宝的建筑“在一个层面上是一个整体，在另一层面上是更大整体的碎片”这一辩证关系。当我们把人造环境视作既往一系列人类决策的结果时，新的营造活动便是其后续的决策，从这个角度看，所有新建都是改造。“改造并不会因妥协而逊色于新的创造，而是老建筑的元素及其变化和新加入的元素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有效的作品” —— 一个包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困难的总体”。建筑的“创造性使命”即是“将其所面临的任务显性化，融入既有事物中，强调和提升地方”。诚如文丘里所言，对于真正的多层结构——例如杨廷宝先生的设计，眼睛在寻找整体的统一性时“不应该太快和轻易地满足。”
先生曾说：“我对建筑的看法，完全是根据我求学时期所形成的观念。在工作实践中又进一步感觉到，搞建筑设计工作，需有广泛一些的常识；认为建筑设计是多方面问题的大综合、大协调。建筑师应能处理随时发生的各种矛盾，不但在设计过程中而且在施工过程中，他的工作等于是抓总。”杨廷宝先生“抓总”的能力同时体现于其在建筑实践中对现实环境的洞察、理解以及其对复杂问题统筹、协调。面对庞杂多变的现状，他总是以简单利落的巧妙操作应对纠缠的问题，从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最终将“困难的总体”进化为“融合的总体”。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每当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其作品总能给人以启发和惊喜。
杨廷宝先生一生建筑创作逾百件。笔者不禁好奇，先生的美院教育背景与回国后长期的、大量的高质量实践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或许，问题的部分答案正藏在杨廷宝先生的导师，保罗·克瑞（Paul P. Cret）的论述之中：“如果只阅读学院那些涉及形式、比例和立面装饰的论文，会得出学院教学是迂腐、狭隘和过时的结论。然而，我们不能忘记，那时的布隆戴尔、勒·保特尔、勒沃、德奥贝、勒诺特、曼萨德、德科特等院士创造出不仅高度表达时代和个性，而且足以将法国艺术的名声传遍整个欧洲的建筑。他们不仅是非常能干的实践者和城市规划专家，而且精通所有建筑问题。这些人有一种双重人格：一方面声称对先贤的盲从，另一方面则敏锐地意识到什么时候应该抛弃罗马的典范，自由发挥自己作为现代建筑师的创造性才能。换言之，理论被常识巧妙地调和了。”
由此可见，杨廷宝先生继承了其导师所点明的学院传统精神内核——未被理论经典束缚手脚，并始终在变化的外部条件中用基本常识和具身的感知巧妙变通。同时，杨廷宝先生自身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也促使他在实践中坚持将中国传统和西方建筑知识相结合，将现实国情与学院经典理论相调和。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为我国的建筑学科奠基，还在于启示后人：如何始终保持包容并蓄的国际视野，在实践中摸索学科的发展方向，使得思想和实践可以跨越地方、文化和时代局限，从而构建起更为广泛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