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初顾露峥嵘长安街)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长安街似乎是最宽的一条马路。不过在过去,它是一条最窄处仅有5米,且被割裂开的街道。

长安街到底应该有多宽,又是从何时起显露出今日“神州第一街”雏形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长安街的规划才真正开始。“长安街是首都建设的缩影。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对‘都’的功能定位,最为集中地映射在了长安街之上。”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所长叶楠说。

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明确了“东西长安街,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1959年,“十大建筑”落成,长安街的神韵由此书写。

破旧立新

1949年10月1日,当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经过长安街时,他们所看到的街道格局与明清时代的景象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中,依旧能看到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分列天安门东西两侧,阅兵车辆前进时不得不绕过两座门,阅兵编队沿长安街行进时,要从门洞穿过。

开国大典上,依旧能看到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分列天安门东西两侧,阅兵编队沿长安街行进。图源:北京日报

站在今天回望,长安街在从永乐年间开始的最初500多年时间里,没有什么动静,一直是一条割裂的街道。

直至1913年1月,东三座门、西三座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内的门板以及连接这几座门殿的南侧围墙被拆除,东西长安街之间首次出现了一条通道。

也是在这时,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开始对外开放。于民众而言,终于可以从东单直接走向西单了,这段距离长约3.7千米。

伴随着帝制走向没落,昔日彰显皇权的城门,逐渐成为城市发展与民众通行的阻碍。

1915年6月16日,内务总长朱启钤作为彼时北京城市改造的主要负责人,冒雨主持了正阳门(前门)改造工程的开工典礼。他手持足有3斤重的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

1915年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千步廊拆除后,天安门前形成一片空旷的广场。图源:北京日报

6个月后,改造工程结束,“前门顿改旧观,高楼耸立。气象发皇,五门洞开,行人称便”。此次改造包括拆除城墙及瓮城、开通城门、修铺天安门至外城地区的城市街道等工程,也是在此基础上,北京环城铁路开通,可以说这是“破旧立新” 的一大步。

民国时期打开了皇城禁苑,长安街上增添了路灯,其作为一条街道的基本功能开始逐渐显现。1924年,沿长安街铺设了电车轨道,而后三条平行的电车线路在天安门城楼与天安门广场之间运行。

不过这时的改造,并未触及这条街道的“肌理”,它的长度和宽度几乎没发生多大的变化。

改造后的天安门前,道路拓宽。图源:北京日报

从15米到120米

1949年底,最早建设长安街的设想出现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提振士气,改变首都的精神面貌,最佳答案就是建设公共建筑。”叶楠指出,在50年代,如何布局中央办公用房以及长安街的宽度成为讨论的重点。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北京旧城有2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和设施可以利用。

站在关键的历史节点,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沿长安街发展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声音。1951年,一些新政府部门的大楼在长安街上破土动工。

由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门洞阻碍交通,成为事故多发地,一遇节日,游行队伍也难以顺畅通过,有人主张拆除两门,但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出现。专家、学者和公安交通部门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市政府也难以决断,最后选择通过市人民代表会议讨论。

1952年8月11日,北京市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以表决的形式定下了拆除方案。

为了慎重起见,当时还决定把拆下来的材料,暂时保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如果实践证明这个做法不正确,还有弥补的余地。

1954年,出于同样的原因,东长安牌楼与西长安牌楼被迁建至陶然亭公园。

1955年,西长安街道路展宽工程即将开工。图源:北京日报

东西长安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贯通了。那么,长安街到底应该多宽呢?

15米,是1949年10月长安街路面上的最宽点,而最窄处仅为5米。

作为一条紧靠中国政治心脏的大街,任何涉及长安街的细节都会被审慎对待。北京市委市政府了解到一些大城市交通拥挤的教训,主张把长安街搞得宽一点。

100米,是1953年提出的第一稿规划总图上规定的宽度。

为何要把路修得这么宽?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论述。他指出,考虑道路宽度问题的大前提是城市有多少人口,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同年,天安门广场的第二轮规划开始编订,最终长安街的红线宽度为100米,这是毛泽东主席亲定的。同时,路面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作为飞机跑道。

征求对总体规划的意见时,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曾提到,“从国防上看,假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机可以自由降落。如果马路宽,还可以作为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中最终明确“东西长安街,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长安街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东长安街中间的有轨电车被拆除了,绿化带被铺成了路面,原先的两幅路被合并为一条宽阔、开放的单幅路,能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天安门城楼前的路面也被铺上了花岗石。

也是在那时,96基莲花灯与145基棉桃灯,分别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畔拔地而起。夜幕之下,华灯组成了两条金色巨龙,升腾在长安街的上空。

同一时间,还有“国庆工程”在紧锣密鼓地开工动土。

宽广胸怀的象征

“如果将这些国庆工程比作各式各样的展厅,那么长安街就是这些展厅的陈列空间。”美国东北大学建筑学院学者于水山在《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一书中这样描述“国庆工程”,在他看来,从一开始,将长安街打造成一个“展台”就是人们努力的方向。

为庆祝国庆十周年,中央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打通长安街,把长安街从东单、西单往东西分别延伸到建国门、复兴门,并建设十大国庆工程,其中,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属同一建筑体,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北京站在长安街沿线。

但留给“国庆工程”的时间并不多。

1959年2月23日的一份报告显示,所有计划的工程项目加起来一共有16个,而此时距离国庆工程的完工日期只有7个月。事实上,所有“十大建筑”的设计与建造都要在10个月内完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项目因成本问题以及建筑材料短缺而不得不延期,但对于初生的新中国来说,完成这一系列建设绝对是奇迹。

这其中,人民大会堂堪称奇迹中的奇迹。直到1959年2月,大多数人都不认为万人大会堂能如期完工。

一组数据就能印证人们的担忧。档案资料显示,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所需的建筑材料包括,127700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400000平方米的灰浆饰面,71600平方米的木地板,24000平方米的大理石,27000平方米的花岗岩。

而解决庞大的材料需求的过程,生动演绎了什么是“全国一盘棋”。辽宁的钢材、天津的电线、上海的电梯、南京的灯泡、杭州的锦缎……分布在23个省份的200多个工厂,开足马力为大会堂赶制各种材料。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总规划师吴晨指出,政府的决策力是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热情与凝聚力也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在大会堂施工的10个多月中,每天有1.4万多名建设者活跃在工地,累计有30万人参加了劳动。

1959年10月1日,一座座集体创作的结晶,如期填补了这条街上的空白,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这条宽阔大道的建设,不仅体现了专业技术人员对新中国建筑风格的一种探索,更象征了新中国宽广的胸怀与面对未来的憧憬。

1959年,展宽后的长安街。图源:北京日报

以“国庆工程”为新的起点,越来越多恢弘的建筑立面开始出现在长安街两侧,“神州第一街”的神韵与日俱增。

来源 长安街知事 | 记者 丁文捷

流程编辑 马晓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