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世界华人首富？相信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香港的李嘉诚，只是李嘉诚富则富矣，却对于民族大义十分暗昧，他为了私利，竟然可以捂着买到的地皮几十年不开发，活活坑害了不知道多少地方政府。
却有那么一个人，他曾经拥有远在李嘉诚之上的财富，他和国际资本短兵相接，他对国家一片热诚，他最终还和国家领导人成为了忘年交。
虽然这位商界传奇已经去世三十年，但是在北京东三环长虹桥畔，一座高大豪华的酒店仍然提醒着人们，中国，没有忘记他。
来自宁波的香港船王近代历史上，以华人身份跻身世界级富豪的，包玉刚肯定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当然他的名气再大也大不过他的祖宗：宋朝名臣、包青天包拯，不过日后的行为证明，包玉刚没有丢包家的脸面。
包玉刚出生于1918年，是包拯的29代嫡孙，不过至少从祖父起，包家就已经进入商业了。
父亲包兆龙在武汉汉口卖布鞋，包玉刚则是在宁波长到了13岁，然后前往汉口和父亲团聚。
包玉刚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外国人开办的保险行业，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那年，包玉刚在"中国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负责发放战争保险金，年纪轻轻却已经是汉口金融界的一号名人了。
在信托公司和之后农业银行工作的岁月里，包玉刚如饥似渴地学习银行金融知识，被总部派到衡阳，当上了分行经理。
日本投降之后，已经声名鹊起的包玉刚受国民党政府委托，前往上海接受汪精卫伪政权的金融机关，因为表现出色被上海市长钱大均聘入上海市立银行，很快当上了副总经理。
如果历史就这么下去，似乎包玉刚将在银行圈子里度过一生——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凭借自己历来的工作表现和名声，包玉刚在银行业也是炙手可热的，当时在中国金融中心的大上海，谁都知道有包玉刚这么一号人物。
可惜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打破了这一切。在战争天平渐渐向共产党一方倾斜时，国民党统治区也陷入了巨大的金融危机。
令人无法想象的通货膨胀令包玉刚感到国民党气数已尽，包家只好扶老携幼，举家搬到香港居住，而这里，才是他将要铺开人生最精彩篇章的地方。
华丽转身成就海上霸主在香港初来乍到的包玉刚，身上带着几十万元的积蓄，在这个寸土寸金的社会，自然必须早做打算，不然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出乎父亲的意料，包玉刚并没有继续从事金融行业，反而决定要搞航运。当时香港作为英国的贸易中转站，航运业十分发达，竞争已经激烈到白热化，包玉刚凭什么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在香港航运业讨饭吃呢？
包玉刚凭得就是自己在金融行业期间累积起来的国际视野和商业信誉。通过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知识的钻研，包玉刚在20世纪60年代敏锐地察觉出石油航运将会迎来爆发的机会。
为此他不惜掏空所有积蓄，又凑上了一些朋友的钱，勉强买得一艘排水8200吨的旧货船，取名叫做金安号。
借着这艘船，一个名为"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小企业成立了，金安号被作为唯一的资产，被一个日本公司租走用于运送从印度到日本的煤炭运输。
包玉刚的第二个长处是出乎意料的商业手腕。在当时的航运业，盛行的是一趟航线一次结算的短期租赁，价格起起伏伏很大，国外已经成名的船王们也都采用这种对自己来说风险最小的办法。
偏偏包玉刚在这点上反其道而行之，他要让自己的客户风险最小，也就是说，他要搞长期租赁。
在人人都接受一趟航线付一次钱的时候，包玉刚的客户们却可以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期限从包玉刚这里租船，而且每个月的租金费还更便宜。
包玉刚的做法让所有人不解，他的利润比起国外的竞争对手，少得可怜，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但是很快这些人就领教到了包玉刚的远见。
挪威船王力端斯坦，初期以高额租金出租油轮，赚了一笔大钱，谁知埃及战争结束后，石油危机席卷世界之际，他的油轮船队却再也租不出去了。
10条巨轮每天需要交付的保险费及各种消耗要达几十万美元，使他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包玉刚的客户们却因为合理实惠的收费仍然能够保持经营，源源不断地按月给包玉刚上交租金。
除了卓越的商业眼光之外，包玉刚也十分注重维护航运业上下游客户的关系。
对于租用中国船队的美国石油公司，他亲自下场组织、调度人员装油运输，经过严密计算和统筹安排下，船队提前八小时送到港口，完成任务，让美国客人十分满意，从而打开了国际市场上的良好信誉。
对于为自己建造船只的日本船厂，他不论淡季还是萧条时期，宁可承受部分损失也要坚持向船厂下订单，保持合作关系。
这使得船厂老板把他视为最优先的客户，在造船业转入旺季、大家排着队等交付船只的时候，包玉刚却总能被特殊照顾，优先得到船厂的建造安排。
包玉刚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金融业，他清楚知道生意规模要迅速扩大，来自银行的资本支持必不可少。
他结交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凭借自己稳定的航运业务让从不涉猎航运的汇丰最终同意投资自己的航运公司，随着双方合作顺利进展，汇丰对包玉刚可谓是刮目相看。后来包玉刚自己也成为了汇丰的董事。
在这样八面玲珑的商业天才手下，包玉刚的海上帝国日渐成型，1978年时，他已经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首，香港十大富豪之一，在李嘉诚还只有几十亿身家的时候，包玉刚的资产据估计已经不下于400亿美元。
解放战争之后，包玉刚曾经返回过内地，但是因为政治气候变化，并没有大张旗鼓。现在正当他迎来了功成名就的人生巅峰，时来运转，内地也走向了改革开放。
要开放，融入国际贸易，就需要把中国的货物运往海外，造船业成了邓小平决策要重点部署的行业，而远在香港的包玉刚无疑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尽管已经富可敌国，此前包玉刚返回内地都是轻车简从，以私人身份低调行事，但是1978年这一年，一份特殊的邀请来到了包玉刚桌上，发信人是中国国务院侨办和港办主任廖承志。
这次邀请仍然是一次"私人"访问，但是包玉刚十分清楚背后的沉重意涵。
包家人离开家乡已经快三十载了，父亲包兆龙已经从中年人变成了耄耋之年的老头，思乡的情绪一日重似一日，只是限于时局，儿子出人头地的他却一直不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份邀请无疑是老人家极大的欣慰。
此外，在包玉刚200多艘庞大船队中，在中国订造的只有区区6艘，如果能和祖国内地展开合作，那将是一件对自己和民族都两全其美的事情。
包玉刚的想法，其实也正是邓小平的想法，廖承志的邀请正是在他的请求之下发出的。没有丝毫犹豫，包玉刚登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
下了飞机的包玉刚却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问题，原来在香港习惯出入高档酒店的他，竟然在北京找不到一家现代化的酒店入住，最后不得不将就一下北京老旧的饭店设施。
包玉刚并没有为此事影响到对祖国的感情，他这次旅行非常顺利，国家接待他的待遇是非常高的，包括国家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都接见了他。
可惜本来也要安排会见的邓小平却因为临时有事，未能见面，但是包玉刚却把这件事记挂在心里。
正好陪同他访问的表兄卢绪章此时担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搞旅游怎么能没有一座像模像样的饭店接待客人呢？
包玉刚决定，为祖国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造船，而是为国家捐赠一座现代化的酒店。
很快他再次收到了来自中央的邀请，1981年7月6日，包玉刚再次启程赴京，这次同行的，还有已经86岁的老父亲包兆龙。
来北京之前，包玉刚正式向卢绪章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捐赠一千万美元，为北京盖一座最现代化的大酒店，唯一的要求是要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为"兆龙饭店"。
一千万美元在当时是毫无疑问的天文数字，对于北京市来说，这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可是当这个提议被送到政府部门时，却有不少同志表达了反对意见：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即便经济条件上差了一点，毕竟地位崇高，怎么能为了一点钱就让一个海外商人永久留名呢？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只有援外，不接受"外援"，唐山大地震那样重大的惨剧，也是全国上下齐心度过了难关，现在一无外患，二无内忧，也没有为了钱向"资本家"低头的道理。
这一千万美元的支票转来转去，哪个政府部门也不敢批准接收，最后终于到了邓小平手里。
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包玉刚父子来到北京，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他们，亲手接过了包玉刚恭恭敬敬递上的一千万美元支票，并允诺将为饭店亲自题写名字，接着双方亲切问候之后，展开了热情友好的会谈。
1982年11月，心愿已了的包兆龙去世，1985年10月24日，北京兆龙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邓小平亲手书写的店名高高挂在墙上，更让包玉刚欣喜的是，邓小平本人也亲临现场为饭店剪彩。
此后包玉刚对家乡内地的捐资扶助再无阻力，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宁波大学等多处重要建筑都是他出资建造的，除了教育事业，宁波港的建设也得到了包玉刚一家重要的支持和建议。
今天宁波还有包兆龙路、包玉刚图书馆等地标建筑，这位宁波走出的骄子，终于在家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文/林伯南